自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以来，针对《伤寒论》的研究逐渐成为中医的重要内容。历代史志目录记载的《伤寒论》相关书目达1 178种，《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现存著述有475部[1]。因为历代医家、著作众多，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著名的“伤寒学派”。在伤寒学派内部，又因医家、著作及学术观点的传承、发展、演变不同，划分为不同的学术“流派”。研究伤寒学术流派对于掌握仲景学术的传承、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伤寒学术流派的提出、划分方法进行研究，并总结、补充主要伤寒学术流派的传承及其影响。

1、伤寒学术流派的提出及依据

伤寒学术流派内部因学术传承关系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流派。部分学者所论的“学派”往往指“流派”。关于伤寒流派的产生，任应秋先生认为，伤寒学派在宋代及以前虽有王叔和、孙思邈、韩袛和等八大家，但内部并无流派之分[2],明代之后方有错简重订、维护旧论、辨证论治三派的争鸣。笔者认为，宋以前即存在不同的伤寒流派，如《素问·热论》、华佗伤寒学及其他经方家与仲景伤寒有所不同[3]。沈敏南[4]提出，历代治伤寒学者分为多种学派，其中以尊经学派为主流，将“尊经”这一研究方法作为学派(流派)的划分依据。李克绍先生[5]认为，伤寒学派(流派)当依据其学术的立足点不同而划分，可分为“以经解经派”“天人合一派”“中西汇通派”“以西解中派”与“改经就我派”。刘渡舟先生认为，错简重订学派下又有“三纲”“症状”两大流派[6],实际上是以研究对象而提出的两个流派。亦有学者从地域上进行流派划分，任应秋认为，南北有异，浙江、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福建等地医家伤寒继承及影响力有所不同[2];周永学、余洁英、项秀英等[7-11]分别提出了长安、岭南、新安、齐鲁、绍兴等地域性伤寒学派(流派)。

当代学者创建了不同的伤寒流派，丰富了伤寒流派的研究，但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如“流派”与“学派”概念混同使用，在研究“伤寒学派”内部的不同“学派”时，使用“流派”的概念更为准确；其次，部分流派划分的依据尚不够清晰明确，未能依据这种方法对伤寒医家、医著进行系统、全面研究；某些流派的定义不够明确，学术传承脉络等尚未全面、深入挖掘。

2、常见伤寒流派划分依据及其代表

2018年起，河南中医药大学承担“中华医藏”伤寒金匮类著作的编纂工作，其中的“提要”撰写包括著者生平、学术特点、学术源流、后世影响等方面，需要从整体上整理伤寒学术的发展、演变脉络，才能准确把握某一具体著作的学术特点、源流和影响。除了以历史阶段为线索研究其发展脉络外，又需进一步从伤寒流派的特点、形成与发展过程、现代传承等方面进行研究。故以“中华医藏”项目所收录的伤寒类著作213部、医家219人为研究对象，以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学术争论为划分依据，对伤寒各流派的产生、发展、特征进行了研究。主要伤寒流派划分体系及代表如下。

2.1 依照研究方法形成的主要流派

在研究方法上，吴文刚[12]认为，晋唐重视临证研究方法，宋代重视理论研究，清代重考据，近代侧重汇通。沈敏南[4]提出了伤寒学派的“补亡研究法”和“遵经研究法”,明确指出：“历代治伤寒学者分为多种学派，其中以尊经学派为主流”。故研究方法可以作为划分伤寒流派的依据，综合分析213部伤寒医著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主要包括注解法、重订法、补亡法、发挥法等。其中具有特色、医家医著众多且影响较大者为“重订派”与“增补派”。

重订派：重订派指将《伤寒论》条文重新编次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流派。这种流派不同于“错简重订派”。“错简重订派”由任应秋先生提出，将其与“维护旧论派”“辨证论治派”并为三大流派，以之分析明清时期的《伤寒论》研究。此说影响较大，高等中医院校各版《中医各家学说》均依此说[2]。在此影响下，一些学者混淆了“错简重订”与“重订法”两个概念，将用“重订法”研究的医家、著作划分至“错简重订派”内。然而明清时期错简重订问题实为学术问题，而非研究方法的问题。“错简重订派”表面上驳斥王叔和将“伤寒例”列入《伤寒论》,其根本原因在于“伤寒例”与《伤寒论》三阴三阳体系存在冲突抵牾[13],尤其以三阳、三阴汗下、温补治法的冲突更为显著，本质上是学术问题而非研究方法的问题[14]。故本文所论的“重订派”的研究方法，指的是这些医家、著作打乱《伤寒论》原条文顺序，采用重新分类、归纳，并加以阐述、论辩、发挥。重订派医家医著分别从治法、方证、病因、病机、病证等对《伤寒论》进行分类研究，借此重建《伤寒论》的辨证体系。重订派对《伤寒论》研究的方法，最早可以王叔和撰次《伤寒论》为开端，除按三阳三阴条文外，尚按治法汇总条文，如可汗不可汗、可下不可下、可吐不可吐等。唐、宋间有以日数为编次方法者，如《诸病源候论》《太平圣惠方》中均有相关内容；有以八纲、六经编次者，如朱肱、许叔微；又有从病因方面以“三纲鼎立”学说编次者，如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尤怡《伤寒贯珠集》等。清代钱天来《伤寒溯源集》、喻昌《尚论篇》从治法角度按法分类编次、阐释《伤寒论》条文，黄元御按六经病本病、经病、腑病、脏病、坏病等归类，对六经病证的成因、传变、辨证论治阐述甚详。当代中医药出版社的《伤寒论选读》亦可称为重订法排列条文的代表。

增补派：增补派是指在《伤寒论》条文基础上进行增补的医家群体，包括增补前人经验、个人续作两个方面，包括理论、方剂、温病、时病、疫病、妇儿伤寒、类伤寒、似伤寒、杂病等内容。宋代庞安时《伤寒总病论》较早对仲景方药进行了增补，内容来自《外台秘要》《备急千金要方》及个人经验，新增方剂181首。其后郭雍《伤寒补亡论》二十卷，采集《黄帝内经》《难经》《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类证活人书》及庞安常、常器之等名家论述，间抒己见，补其缺略，是增补派的重要代表。明代陶华《伤寒明理续论》在成无己《伤寒明理论》基础上，结合朱肱、李知先等人的著作及陶华本人的临床经验，增加了对温病相关症状及杂病的论述，可称为续作法的代表。明代陆彦功在金代宋英公《伤寒类证》基础上续作《伤寒类证便览》,增补藿香正气散、败毒散、小续命汤等后世经验方221首，丰富了伤寒方药的内容。清代俞根初作《通俗伤寒论》,其后何秀山、何廉臣、曹炳章、徐荣斋等均对此书订正、增补，最终成为《重订通俗伤寒论》,亦是增补法之代表。另有唐宗海在陈念祖《伤寒论浅注》基础上增补为《伤寒论浅注补正》。增补派的研究，其贡献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在于文献辑佚，一些亡佚的医著可借增补派著作而大致了解其原貌；补充完善《伤寒论》理法方药，可窥见伤寒学术发展、演变之脉络；增补派增加的温病、时病、疫病等内容为后世温病学派的产生积累了理论基础和治疗经验。

此外，不局限于《伤寒论》原文而专论、阐发伤寒病的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以此为研究方法的医家医著构成了“发挥派”,发挥派专门探讨的问题如伤寒范围、类伤寒、伤寒夹杂证、热病、温病、温疫等。如宋许叔微《伤寒发微论》、金刘完素《河间伤寒心要》《刘河间伤寒医鉴》、明代陶华《伤寒六书》、清代汪琥《伤寒论辨证广注》,其他如《伤寒寻源》《伤寒括要》《伤寒法祖》等著作亦属此派。发挥派以临床为出发点，与固守仲景文本之医家形成鲜明对比。

2.2 依照研究对象形成的主要流派

《伤寒论》病、脉、证、治是构成六经体系的四大要素，依据对《伤寒论》诊法、治法、方药、医案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区分不同的流派。如针对《伤寒论》方药而形成的流派可称为“经方派”,成无己《伤寒明理药方论》开方论之先河，明代许宏《金镜内台方议》、清代黄元御《长沙药解》、陈修园《长沙方歌括》、莫枚士《经方例释》,以及日本汉方医学，近现代经方医学均属此流派。其他如以经方医案为研究对象者有宋代《伤寒九十论》、民国曹颖甫《经方实验录》等，但因相对较少，尚不足以称为一个流派。然而就影响力而言，最大流派当属“证候派”。

证候派是以《伤寒论》证候(症、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流派。刘渡舟先生指出，症状学者认为症状是《伤寒论》辨证的最小单元，故重视主次症状的研究，认为其能有效地揭示仲景辨证的心法[6]。关于证候派，一般认为该派由北宋朱肱《伤寒类证活人书》《伤寒百问》发其端，成无己、许叔微等医家随其后。但实际上伤寒证候的研究，可追溯至隋代《诸病源候论》,该书卷七、卷八“伤寒病诸候”中共集伤寒77候，其内容多出自《伤寒论》。唐代《外台秘要》卷二“伤寒下”载证候21种，并附方164首。北宋《太平圣惠方》卷八至十四“伤寒叙论”沿袭《诸病源候论》记述证候之法，并对其治法、方剂加以补充完善。这种早期的伤寒证候研究方法对宋代朱肱的伤寒研究产生直接的影响。朱肱在其著作《伤寒类证活人书》中，总结伤寒证候如发热、恶寒、烦躁、谵语、发斑、发黄等46症。其后金人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中总结50症，显然是在上述朱肱46种症的基础上发展而成。许叔微《伤寒百证歌》又在朱肱《类证活人书》的基础上补充了懊憹、惊惕等10个证候，并简要论述其病机、治法方药等。此后针对《伤寒论》症状诊断而进行研究的不乏其人，一直影响至今。如南宋郭雍《伤寒补亡论》、钱闻礼《类证增注伤寒百问歌》、元代吴恕《伤寒活人指掌图》、明代陶华《伤寒明理续论》、王肯堂《证治准绳》都是证候派的代表之作。清代相关著作如《伤寒秘要》《伤寒活人指掌补注》《辨疑伤寒补天石》《伤寒类证》《证治集解》《伤寒证辨》等20余部著作均以证候研究为主要内容。这种研究方法在现代仍有继承发挥，如陈家旭《张仲景诊断学》、李家庚《张仲景症状学》等。证候派之学术传承脉络可大致分为朱肱《类证活人书》和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两条线索，宋金元时期《类证活人书》的学术传承占据主流；而明清时期，成无己《伤寒明理论》的学术影响较大。

2.3 依照学术观点形成的主要流派

在《伤寒论》的重大学术问题上，因学术观点不同而产生争鸣，从而分为不同流派。如对伤寒范畴广义、狭义的理解不同，可分为“广义伤寒派”与“狭义伤寒派”;对六经本质的认识，又可分为“经络派”“气化派”“部位派”等；针对太阳病风寒伤营卫问题而形成的“三纲鼎立派”等。其中代表性的流派有“广义伤寒派”“八纲派”“气化派”。

2.3.1 广义伤寒派

广义伤寒派学者认为，伤寒为外感热病之统称，即《难经·五十八难》所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伤寒论·伤寒例》中引“阴阳大论”提出的“伏寒化温”之说，是广义伤寒流派医家持论的主要依据。整体而言，宋金元乃至明代多数医家皆持广义伤寒立论，如宋金时期庞安常、韩祗和、朱肱、郭雍、刘完素等。但广义伤寒派医家内部对广义伤寒的病因病机认识亦有差异，庞安常、韩祗和大体持伏气温病说[15-16],而刘完素[17]直接认为“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病”。广义伤寒派学者在临证时以辛凉、清热、滋阴之法补充完善《伤寒论》治法方药，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建立提供了治法、方药方面的积累。至明代王履首次明确提出《伤寒论》只为狭义伤寒立法的论断[18],吴又可首次脱离六经体系创立温疫治法，开创温病学派。清代温病学派兴起，伤寒、温病分离。在此背景下，仍有部分医家持广义伤寒之说，如柯琴认为“温病症治，散见六经”[19],陆懋修认为“温热之病为阳明证”[20]。又有医家试图将伤寒、温病统一，以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吴坤安《伤寒指掌》为代表[18]。可见广义伤寒派在不同时期所持观点不同，皆有发展。

2.3.2 围绕六经本质形成的伤寒流派

六经本质是《伤寒论》的核心问题，伤寒医家在对六经本质的认识上，形成了诸如经络论说、脏腑说、气化说、八纲说、形层部分说等多种见解，亦各有源流、发展。其中以八纲派、气化派影响较大。

气化派：气化派从六经气化论述伤寒六经。伤寒六经与气化的关系，始于运气学说。明代即有医家开始重视气化学说在伤寒学术中的运用，如熊宗立《重编伤寒必用运气全书》、陆彦功《伤寒类证便览》、王震《王氏家宝伤寒证治条例》、吴绶《伤寒蕴要全书》等，均以阐释发挥五运六气理论为主。清代张志聪在卢子颐六经标本中气说基础上，首次明确阐发六经气化学说，其后张令韶、高士宗、陈修园、王朴庄、陆懋修等医家对此说进一步完善丰富。此脉侧重于从标本中气、开阖枢理论阐发六经证治，至近现代冉雪峰、万有生对此有继承、发挥[21]。黄元御亦倡气化学说，然黄氏更侧重于六气风寒湿热燥火之气化，此脉从清代至近现代如郑钦安、曹颖甫、陈伯坛、彭子益、李可等皆宗此说。六经气化派对伤寒学术产生了较大影响，有研究者认为，六经气化派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支流派[22]。刘渡舟先生也明确提出，用气化学说研究《伤寒论》乃是最高层次[23]。

八纲派：在《伤寒论》原条文中，已常用表(外)、里(内)、虚、实、寒、热来描述病证，至宋代朱肱、许叔微等医家对此高度重视并加以总结，形成八纲辨证的雏形。如朱肱《伤寒类证活人书》卷四论表里、卷五论阴阳；许叔微《伤寒百问歌》第三证至第十四证分别论述表证、里证、表里虚实、阳证阴证等歌诀。元代尚从善《伤寒纪玄妙用集》于“伤寒类说”篇指出：“以此论之，未有不由乎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而变病焉”。明代陶华《伤寒明理续论》、清代秦之桢《伤寒大白》、吕震名《伤寒寻源》、庆恕《伤寒证辨》往往于伤寒诸证中每先论其八纲属性。而清代《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则直言六经证候“漫言变化千般状，不外阴阳表里间[24]”。可见宋金元医家多以撰集《伤寒论》八纲内容为主，明清医家开始以八纲阐释六经证候，但尚未明确辨析六经与八纲之关系。直至日本江户时期，喜多村直宽在《伤寒论疏义》中明言：“所谓三阴三阳，不过假以标表里、寒热、虚实之义，因非脏腑经络相配之谓也”,提出六经本质为八纲。民国时期医家恽铁樵、祝味菊、陈苏生等对此均皆有认可，而陆渊雷又提出以人体抵抗力分辨六经证候，祝味菊提出六经为邪正抗争之五阶段说，亦此说之发展。陈逊斋[25]明确提出《伤寒论》之六经“乃病证表里、虚实之代名词，非专言经脉也”,观点与喜多村直宽类似。至当代，胡希恕、冯世纶则专倡六经八纲之说，是本派之传承发扬者。

3、讨论

陈大舜认为，学术思想、人才链、名著和影响，是划分学派的三项标准，也是构成学派的三大要素[26]。此种三要素亦适于“伤寒流派”的确定标准。故伤寒流派，可定义为伤寒学派之下，因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核心学术问题认知不同，从而形成的有特色、有传承、有创新、有代表性医著的医家群体。历代医家从不同角度对《伤寒论》进行研究，其医著或研究的对象各有侧重(如证候、辨证、治法、经方、文献、医案等),或研究的方法各不相同(如注解、发挥、重订等),或对某些关键学术问题看法不一(如伤寒概念、寒温关系、三纲鼎立、错简重订等),这些医家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同时，多有所突破创新，从而形成不同特色的“流派”。对于某一流派的确定，首先分辨其是否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如证候派以伤寒证候为主要研究对象，可以称为一个流派；而以注解为研究方法的医家、医著因数量众多，反而无法体现其特色，故不称其为“注解派”。其次，流派内部有明显的传承演变脉络，如八纲派直至民国时期方明揭六经之八纲本质，然而在宋元明清时期即有相关认知，传承不绝如缕，且代有发展，又在近现代影响较大，故称其为“八纲派”。最后，成为一个流派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医家群体和代表性医著，若一些医家医著虽有特色、传承，但因数量相对较少，不称其为一个流派，如研究《伤寒论》医案方面的医家医著不称之为“医案派”,以歌诀诗赋为体裁的医家医著不称为“歌诀派”等。故而对于《伤寒论》的研究，众多医家医著所产生的分支，影响力较大、有一定特色、具有代表性著作、传承脉络清晰者，可确定为流派，如重订派、增补派、证候派、广义伤寒派、八纲派、气化派等。然而由于本研究选择的医家及著作限于“中华医藏”伤寒金匮类项目收录之范围，虽尽可能涵括代表性的医家医著，但仍有疏漏之处，故仍有部分流派未能充分发掘。且在已提出的几个代表性流派中的传承脉络及现代传承，尚需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吴蓉.建国以前国内现存《伤寒论》相关书目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4.

[2]王勇.任应秋治《伤寒论》学术思想整理及传承方法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6.

[3]程传浩.宋以前诸家伤寒学术思想考辨[J].河南中医,2013,33(1):11-13.

[4]沈敏南.试评伤寒学派的补亡研究法[J].贵阳中医学院学报,1987,9(2):7-10.

[5]李克绍.读《伤寒论》随笔续四——《伤寒论》的学派之争与是非问题[J].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8,12(3):65.

[6]宋佳,傅延龄.刘渡舟教授对伤寒学派若干问题的再认识[J].西部中医药,2019,32(8):32-35.

[7]周永学.长安医学伤寒学的传承与发展[J].陕西中医,2021,42(1):3-7.

[8]项秀芳.明代新安医家伤寒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研究[D].合肥:安徽中医药大学,2014.

[9]赵秀.清代齐鲁医家伤寒文献研究[D].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21.

[10]王雪茜,鲁艺,闫军堂,等.中医学术流派传承的三大要素[J].中医学报,2013,28(11):1652-1654.

[11]余洁英.岭南伤寒文献收集及医家学术思想探讨(清至近代)[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1.

[12]吴文刚.《伤寒论》研究方法的历史沿革及启示[J].中医药学报,1984,12(5):42-46.

[13]程传浩,张海燕,白杨,等.宋金伤寒研究中对 “六经之为病”的认识[J].中医研究,2022,35(8):5-10.

[14]程传浩,张海燕,王梦婷,等.宋金时期伤寒三阴病证治探幽[J].国医论坛,2023,38(2):6-9.

[15]毕岩,岳冬辉,张瑞彬.庞安时《伤寒总病论》温病论治探析[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4,26(11):1109-1111.

[16]葛琦.韩祗和伏气温病学说探讨——评《伤寒微旨论》[J].天津中医学院学报,1985,4(2):43-45.

[17]刘完素.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18]武冰.寒温统一论学术源流考辨[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8.

[19]柯琴.伤寒来苏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20]陆懋修.陆懋修医学全书:明清名医全书大成[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21]郝日晋.《伤寒论》六经气化理论渊源与发展的文献研究[D].武汉:湖北中医学院,2008.

[22]樊毓运.《伤寒论》气化学说理论和临床应用探讨[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2.

[23]陈明.刘渡舟伤寒论临证指要[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9.

[24]吴谦.医宗金鉴[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25]陈逊斋.伤寒论改正并注[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26]陈大舜.小议学派的划分标准[J].中医杂志,1986,27(6):66.

基金资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张仲景传承与创新专项项目(GZY-KJS-2022-045-2);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项目(KJS-ZHYZ-2018-002);

文章来源:程传浩.伤寒学术流派划分及代表性流派发展脉络探微[J].中医学报,2024,39(08):1633-1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