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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现状及影响因素

2024-07-22 73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讨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取便利抽样，应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一般疏离感量表、痛苦表露指数量表、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2023年9-12月在南京市某三级甲等医院感染科门诊随访的HIV阳性中青年MSM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社会疏离影响因素。结果共180例HIV阳性中青年MSM纳入本研究，年龄为（32.03±6.89）岁，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95人（52.78%），工作状态为在职149人（82.78%）。该群体的社会疏离得分为（38.39±5.82）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工作状态、自我表露、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社会支持是其社会疏离的影响因素（P<0.05）。其中工作状态为无业/病休（t=2.944,P=0.004）、学生（t=2.731,P=0.007）,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水平较高（t=8.962,P<0.001）是社会疏离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较高（t=-2.651,P=0.009），自我表露水平较高（t=-2.584,P=0.011），社会支持水平较高（t=-3.870,P<0.001）是社会疏离的保护因素。结论 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水平处于中等偏上，需重点关注该群体中文化程度低、无业/病休、学生、低自我表露、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水平高、社会支持水平低的亚群，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降低其社会疏离水平。

关键词：
MSM
中青年
男男性行为者
社会疏离
艾滋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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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底，我国新报告HIV感染者中MSM的占比已达到25.6%[1]，成为HIV感染的重点人群。受传统观念影响，HIV阳性MSM面临着HIV感染和同性性行为相关的双重歧视和羞辱，导致他们往往拒绝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变得孤立和孤独[2]。该群体中青年一般在18～50岁，多处于工作和学习状态，承担着多重社会角色与家庭责任[3,4]，是家庭和社会的中坚力量，疾病引发的身心问题可导致其工作、生活形态发生重大变化，阻碍其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并可能逐步脱离社会群体[5]。社会疏离是指个体在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感知到外界的消极对待，未能与外界进行良好地互动，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疏远，由此产生孤独和无助等负性情绪，表现出社交回避、拒绝等行为的现象[6]，可直接影响个体身心健康和生存质量[7]。目前，关于社会疏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癌症、脑卒中、肠造口等人群[8,9,10]，而探究HIV阳性中青年MSM这一特殊群体社会疏离的相关报告较少。本研究通过探讨该群体的社会疏离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旨在为今后开展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选取2023年9-12月南京市某三甲医院感染科门诊符合标准的HIV阳性MSM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18～50岁；2）既往已确诊为HIV阳性；3）自我报告HIV感染途径为男男性行为；4）能够进行流畅的言语表达；5）对本研究知情同意，自愿参与研究。排除标准：1）存在认知功能受损或其他精神性疾病；2）合并有心、脑、肾等重要器官功能严重损害。本研究经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2023-SL-kt029）。

1.2方法

1.2.1一般资料调查表

依据研究目的及内容，由研究者参阅相关文献自行设计，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工作状态、家庭居住地、家庭月收入、医疗费用支付等）和疾病相关资料（确诊HIV感染时长、并发症情况等）。

1.2.2一般疏离感量表（General Alienation Scale,GAS）

中文版GAS由吴霜等[11]汉化修订，分为自我疏离感（3个条目）、他人疏离感（5个条目）、怀疑感（4个条目）、无意义感（3个条目）4个维度，共15个条目，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赋1～4分，总分15～60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疏离水平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16。

1.2.3痛苦表露指数量表（Distress Disclosure Index,DDI)

中文版DDI由李新民[12]汉化修订，共12个条目，每个条目1～5分，总分范围12～60分，评分越高，提示自我表露水平越高。12～29分为低水平，30～44分为中等水平，45～60分为高水平。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66。

1.2.4 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量表

量表由李现红等[13]编制。分为担心公开（6个条目）、公众歧视（6个条目）、家庭歧视（10个条目）、内在羞辱（10个条目）、医务人员歧视（2个条目）5个维度，34个条目。量表的应答项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1到5分，总分为34～170分；分值越高，说明羞辱和歧视的水平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8。

1.2.5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

中文版PSSS由马弘等[14]汉化修订，分为家庭内支持（4个条目）、家庭外支持（8个条目）两个维度，共12个条目，从“极不同意”到“极同意”依次赋1～7分，总分12～84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8。

由2名经过统一培训的护理硕士研究生进行收集，采用统一指导语对参与者说明研究目的、方法，向其承诺所有涉及个人信息的资料均做保密处理。在取得对方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同时向其讲解问卷填写方法及注意事项，问卷当场填写、回收并检查，如有漏填选项请对方及时补全。

1.3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描述，计数资料用频数、构成比描述；不同特征的社会疏离得分采用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变量间相关性；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样本的社会疏离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193份，回收有效问卷18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3%。180例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32.03±6.89）岁；汉族173人（96.11%），少数民族7人（3.89%）；已婚39人（21.67%），未婚/离异/丧偶141人（78.33%）；工作状态为在职149人（82.78%），无业/病休19人（10.56%），学生12人（6.67%）。见表1。

2.2 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自我表露、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社会支持得分情况

该群体的社会疏离得分为（38.39±5.82）分，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状况、家庭月收入、确证HIV感染时长、有无并发症的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自我表露得分为（33.01±8.57）分，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得分为（106.29±21.94）分，社会支持得分为（48.62±11.86）分。见表2。

表1不同特征的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得分比较（n=180)

2.3 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相关因素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疏离得分与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得分呈正相关（r=0.659,P<0.05），与自我表露得分呈负相关（r=-0.464,P<0.05）；与社会支持得分呈负相关（r=-0.511,P<0.05）。

以社会疏离总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状态、家庭月收入、HIV感染时长、有无并发症情况）及自我表露、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社会支持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高中或大专=2，本科及以上=3），工作状态（以在职为参照，无业/病休和学生设置哑变量）、自我表露、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社会支持总分是社会疏离的影响因素，可解释总变异度的59.7%，其中工作状态为无业/病休（t=2.944,P=0.004）、学生（t=2.731,P=0.007),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水平较高（t=8.962,P<0.001）是社会疏离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较高（t=-2.651,P=0.009），自我表露水平较高（t=-2.584,P=0.011），社会支持水平较高（t=-3.870,P<0.001）是社会疏离的保护因素。见表3。

表2 HIV阳性中青年MSM各量表得分情况

表3 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相关因素分析（n=180)

3、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水平处于中等偏上，与谢芳晖等[15]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该群体正处于学习、工作、生活的黄金时期，也是社交最为活跃的阶段，疾病的诊疗对其造成身心双重创伤，易产生较低的自我价值感，从而自我封闭，不愿与人交流[8,16]。另外，该群体因性向不同于多数人，常游离于异性恋者为主的社会文化边缘，且公众往往要求男性拥有独立和坚强的品质，相较女性，更少选择与他人倾诉和寻求帮助[17]。因此，他们更倾向独自面对疾病，应对过程中容易自我否定、怀疑，产生社会疏离。

本研究中较高文化程度的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水平较低。这可能与文化程度较高者，其有关健康素养水平较高[18]，进而对疾病感知控制水平相对较高，采取更积极的方式应对疾病，缓解情绪困扰，保持正常社交；其次，文化程度较高者善于利用各类社交媒介，构建自身社交网络，获取情感和信息支持[19]，更少体验社会疏离。因此，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该人群中文化程度较低者，加强疾病相关知识宣教，及时给予信息支持。

本研究发现，与在职者相比，无业/病休、学生的HIV阳性中青年MSM的社会疏离水平较高。由于病情加重、社会歧视和对就业政策不了解等因素[20]，该群体中部分人出现被动或主动失业，造成其经济负担加重，社交参与度降低，逐步与社会脱节。因此，针对此类人群，医务人员可以根据其疾病恢复情况，增加与工作信息相关的健康宣教，帮助他们正确认识HIV感染者就业政策，推动其重返工作的决心[21]。另外，HIV阳性MSM学生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父母，由于疾病治疗，学生往往被迫披露自身性向与HIV感染状态，从而经历家庭内部矛盾与冲突，加之还面临学业、就业等压力，易产生负性情绪，社会交往意愿减低，影响其融入社会[22]。这提示医务人员应加强对HIV阳性MSM学生社会疏离状况的关注，为其与家庭成员提供心理调适技巧，共同应对疾病，同时鼓励其积极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

本研究结果表明，自我表露水平较高的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水平较低。自我表露是指将与个人相关的经历、感受和想法与他人分享的过程，有助于缓解负性情绪，增进与他人的亲密关系[23,24]，改善社会疏离情况。研究显示，该群体更愿意向关系稳定的同性伴侣表露，以寻求心理或情感支持，减轻孤独感[25]。而处于低水平自我表露者，因担心遭受预期污名、拒绝、抛弃，倾向刻意掩饰自身情况和负性情绪，呈现出乐观积极的状态。然而，他们可能内心深处愈加孤独，进一步加重社会疏离[26]。医务人员可为他们提供表露相关知识和技能，提高其有关自我表露的认知，采取合理、恰当的方式进行表露，缓解负性情绪，降低社会疏离水平。

本研究显示，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水平较高时，个体的社会疏离水平也相对较高。HIV阳性中青年MSM承受更多社会、家庭和自我发展期望，往往更担心疾病、性向的披露，使自身遭受来自公众和MSM社区的歧视。研究表明[27]，在MSM社区中感受到HIV污名后，个体更容易产生消极的自我感，引起自卑感和社交回避，导致人际关系缺失，出现严重的社会疏离。医务人员可采用针对性干预措施以减轻该群体疾病相关歧视、羞辱感，降低其社会疏离感。其次，MSM社区艾防人员可积极开展HIV/AIDS相关知识宣传，改善公众对其传染的非理性恐惧，从而减轻他们因外部歧视而产生的污名内化[28]。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水平较高时，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水平较低，有力的社会支持使其感受到被理解、接纳。研究显示，同伴和家人是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29]。与拥有相似经历的同伴交流，个体更容易卸下心理负担，表露情绪困扰，同时彼此之间可以建立更深层次的社会联系[30]，增强心理复原力，减轻社会疏离。因此，医务人员应在保护该群体隐私的前提下，为其提供可靠的支持平台，鼓励其加入相关的同伴互助群组、社会公益组织等[10]，以获取更多的同伴支持。其次，家庭支持可以提供物质和情感支持，和谐的家庭关系有助于他们更积极应对疾病[31]，降低社会疏离。然而，由于艾滋病歧视严重，该群体披露HIV感染易使家庭成员遭遇连带污名，造成家庭关系紧张。其次，中青年MSM多面临由家庭带来的婚育压力，无论是公开性向，还是为缓解近端压力，选择与女同性恋者缔结的婚姻或隐瞒性向缔结婚姻，都易激化家庭矛盾，增加自身心理痛苦[32,33]，从而阻碍他们获取家庭内支持。今后仍需学者进一步研究促进其合理、合法实现婚育的策略与措施，缓解家庭内部矛盾，发挥家庭支持在改善该群体社会疏离方面的重要作用。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次调查对象仅选自南京某三甲医院且样本量较少，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偏移。此外，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不能动态反映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水平。未来需要对该人群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纵向调查。

综上，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文化程度、工作状态、自我表露、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社会支持是影响其社会疏离的主要因素。医护人员应定期评估该群体社会疏离情况，采取个性化干预措施以降低其社会疏离水平。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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