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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取便利抽样,应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一般疏离感量表、痛苦表露指数量表、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2023年9-12月在南京市某三级甲等医院感染科门诊随访的HIV阳性中青年MSM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社会疏离影响因素。结果 共180例HIV阳性中青年MSM纳入本研究,年龄为(32.03±6.89)岁,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95人(52.78%),工作状态为在职149人(82.78%)。该群体的社会疏离得分为(38.39±5.82)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工作状态、自我表露、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社会支持是其社会疏离的影响因素(P<0.05)。其中工作状态为无业/病休(t=2.944,P=0.004)、学生(t=2.731,P=0.007),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水平较高(t=8.962,P<0.001)是社会疏离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较高(t=-2.651,P=0.009),自我表露水平较高(t=-2.584,P=0.011),社会支持水平较高(t=-3.870,P<0.001)是社会疏离的保护因素。结论 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水平处于中等偏上,需重点关注该群体中文化程度低、无业/病休、学生、低自我表露、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水平高、社会支持水平低的亚群,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降低其社会疏离水平。
截至2022年底,我国新报告HIV感染者中MSM的占比已达到25.6%[1],成为HIV感染的重点人群。受传统观念影响,HIV阳性MSM面临着HIV感染和同性性行为相关的双重歧视和羞辱,导致他们往往拒绝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变得孤立和孤独[2]。该群体中青年一般在18~50岁,多处于工作和学习状态,承担着多重社会角色与家庭责任[3,4],是家庭和社会的中坚力量,疾病引发的身心问题可导致其工作、生活形态发生重大变化,阻碍其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并可能逐步脱离社会群体[5]。社会疏离是指个体在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感知到外界的消极对待,未能与外界进行良好地互动,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疏远,由此产生孤独和无助等负性情绪,表现出社交回避、拒绝等行为的现象[6],可直接影响个体身心健康和生存质量[7]。目前,关于社会疏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癌症、脑卒中、肠造口等人群[8,9,10],而探究HIV阳性中青年MSM这一特殊群体社会疏离的相关报告较少。本研究通过探讨该群体的社会疏离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旨在为今后开展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选取2023年9-12月南京市某三甲医院感染科门诊符合标准的HIV阳性MSM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18~50岁;2)既往已确诊为HIV阳性;3)自我报告HIV感染途径为男男性行为;4)能够进行流畅的言语表达;5)对本研究知情同意,自愿参与研究。排除标准:1)存在认知功能受损或其他精神性疾病;2)合并有心、脑、肾等重要器官功能严重损害。本研究经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2023-SL-kt029)。
1.2方法
1.2.1一般资料调查表
依据研究目的及内容,由研究者参阅相关文献自行设计,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工作状态、家庭居住地、家庭月收入、医疗费用支付等)和疾病相关资料(确诊HIV感染时长、并发症情况等)。
1.2.2一般疏离感量表(General Alienation Scale,GAS)
中文版GAS由吴霜等[11]汉化修订,分为自我疏离感(3个条目)、他人疏离感(5个条目)、怀疑感(4个条目)、无意义感(3个条目)4个维度,共15个条目,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赋1~4分,总分15~60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疏离水平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16。
1.2.3痛苦表露指数量表(Distress Disclosure Index,DDI)
中文版DDI由李新民[12]汉化修订,共12个条目,每个条目1~5分,总分范围12~60分,评分越高,提示自我表露水平越高。12~29分为低水平,30~44分为中等水平,45~60分为高水平。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66。
1.2.4 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量表
量表由李现红等[13]编制。分为担心公开(6个条目)、公众歧视(6个条目)、家庭歧视(10个条目)、内在羞辱(10个条目)、医务人员歧视(2个条目)5个维度,34个条目。量表的应答项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1到5分,总分为34~170分;分值越高,说明羞辱和歧视的水平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8。
1.2.5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
中文版PSSS由马弘等[14]汉化修订,分为家庭内支持(4个条目)、家庭外支持(8个条目)两个维度,共12个条目,从“极不同意”到“极同意”依次赋1~7分,总分12~84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8。
由2名经过统一培训的护理硕士研究生进行收集,采用统一指导语对参与者说明研究目的、方法,向其承诺所有涉及个人信息的资料均做保密处理。在取得对方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同时向其讲解问卷填写方法及注意事项,问卷当场填写、回收并检查,如有漏填选项请对方及时补全。
1.3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描述,计数资料用频数、构成比描述;不同特征的社会疏离得分采用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变量间相关性;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样本的社会疏离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193份,回收有效问卷18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3%。180例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32.03±6.89)岁;汉族173人(96.11%),少数民族7人(3.89%);已婚39人(21.67%),未婚/离异/丧偶141人(78.33%);工作状态为在职149人(82.78%),无业/病休19人(10.56%),学生12人(6.67%)。见表1。
2.2 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自我表露、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社会支持得分情况
该群体的社会疏离得分为(38.39±5.82)分,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状况、家庭月收入、确证HIV感染时长、有无并发症的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自我表露得分为(33.01±8.57)分,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得分为(106.29±21.94)分,社会支持得分为(48.62±11.86)分。见表2。
表1不同特征的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得分比较(n=180)
2.3 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相关因素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疏离得分与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得分呈正相关(r=0.659,P<0.05),与自我表露得分呈负相关(r=-0.464,P<0.05);与社会支持得分呈负相关(r=-0.511,P<0.05)。
以社会疏离总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状态、家庭月收入、HIV感染时长、有无并发症情况)及自我表露、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社会支持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高中或大专=2,本科及以上=3),工作状态(以在职为参照,无业/病休和学生设置哑变量)、自我表露、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社会支持总分是社会疏离的影响因素,可解释总变异度的59.7%,其中工作状态为无业/病休(t=2.944,P=0.004)、学生(t=2.731,P=0.007),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水平较高(t=8.962,P<0.001)是社会疏离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较高(t=-2.651,P=0.009),自我表露水平较高(t=-2.584,P=0.011),社会支持水平较高(t=-3.870,P<0.001)是社会疏离的保护因素。见表3。
表2 HIV阳性中青年MSM各量表得分情况
表3 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相关因素分析(n=180)
3、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水平处于中等偏上,与谢芳晖等[15]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该群体正处于学习、工作、生活的黄金时期,也是社交最为活跃的阶段,疾病的诊疗对其造成身心双重创伤,易产生较低的自我价值感,从而自我封闭,不愿与人交流[8,16]。另外,该群体因性向不同于多数人,常游离于异性恋者为主的社会文化边缘,且公众往往要求男性拥有独立和坚强的品质,相较女性,更少选择与他人倾诉和寻求帮助[17]。因此,他们更倾向独自面对疾病,应对过程中容易自我否定、怀疑,产生社会疏离。
本研究中较高文化程度的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水平较低。这可能与文化程度较高者,其有关健康素养水平较高[18],进而对疾病感知控制水平相对较高,采取更积极的方式应对疾病,缓解情绪困扰,保持正常社交;其次,文化程度较高者善于利用各类社交媒介,构建自身社交网络,获取情感和信息支持[19],更少体验社会疏离。因此,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该人群中文化程度较低者,加强疾病相关知识宣教,及时给予信息支持。
本研究发现,与在职者相比,无业/病休、学生的HIV阳性中青年MSM的社会疏离水平较高。由于病情加重、社会歧视和对就业政策不了解等因素[20],该群体中部分人出现被动或主动失业,造成其经济负担加重,社交参与度降低,逐步与社会脱节。因此,针对此类人群,医务人员可以根据其疾病恢复情况,增加与工作信息相关的健康宣教,帮助他们正确认识HIV感染者就业政策,推动其重返工作的决心[21]。另外,HIV阳性MSM学生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父母,由于疾病治疗,学生往往被迫披露自身性向与HIV感染状态,从而经历家庭内部矛盾与冲突,加之还面临学业、就业等压力,易产生负性情绪,社会交往意愿减低,影响其融入社会[22]。这提示医务人员应加强对HIV阳性MSM学生社会疏离状况的关注,为其与家庭成员提供心理调适技巧,共同应对疾病,同时鼓励其积极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
本研究结果表明,自我表露水平较高的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水平较低。自我表露是指将与个人相关的经历、感受和想法与他人分享的过程,有助于缓解负性情绪,增进与他人的亲密关系[23,24],改善社会疏离情况。研究显示,该群体更愿意向关系稳定的同性伴侣表露,以寻求心理或情感支持,减轻孤独感[25]。而处于低水平自我表露者,因担心遭受预期污名、拒绝、抛弃,倾向刻意掩饰自身情况和负性情绪,呈现出乐观积极的状态。然而,他们可能内心深处愈加孤独,进一步加重社会疏离[26]。医务人员可为他们提供表露相关知识和技能,提高其有关自我表露的认知,采取合理、恰当的方式进行表露,缓解负性情绪,降低社会疏离水平。
本研究显示,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水平较高时,个体的社会疏离水平也相对较高。HIV阳性中青年MSM承受更多社会、家庭和自我发展期望,往往更担心疾病、性向的披露,使自身遭受来自公众和MSM社区的歧视。研究表明[27],在MSM社区中感受到HIV污名后,个体更容易产生消极的自我感,引起自卑感和社交回避,导致人际关系缺失,出现严重的社会疏离。医务人员可采用针对性干预措施以减轻该群体疾病相关歧视、羞辱感,降低其社会疏离感。其次,MSM社区艾防人员可积极开展HIV/AIDS相关知识宣传,改善公众对其传染的非理性恐惧,从而减轻他们因外部歧视而产生的污名内化[28]。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水平较高时,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水平较低,有力的社会支持使其感受到被理解、接纳。研究显示,同伴和家人是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29]。与拥有相似经历的同伴交流,个体更容易卸下心理负担,表露情绪困扰,同时彼此之间可以建立更深层次的社会联系[30],增强心理复原力,减轻社会疏离。因此,医务人员应在保护该群体隐私的前提下,为其提供可靠的支持平台,鼓励其加入相关的同伴互助群组、社会公益组织等[10],以获取更多的同伴支持。其次,家庭支持可以提供物质和情感支持,和谐的家庭关系有助于他们更积极应对疾病[31],降低社会疏离。然而,由于艾滋病歧视严重,该群体披露HIV感染易使家庭成员遭遇连带污名,造成家庭关系紧张。其次,中青年MSM多面临由家庭带来的婚育压力,无论是公开性向,还是为缓解近端压力,选择与女同性恋者缔结的婚姻或隐瞒性向缔结婚姻,都易激化家庭矛盾,增加自身心理痛苦[32,33],从而阻碍他们获取家庭内支持。今后仍需学者进一步研究促进其合理、合法实现婚育的策略与措施,缓解家庭内部矛盾,发挥家庭支持在改善该群体社会疏离方面的重要作用。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次调查对象仅选自南京某三甲医院且样本量较少,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偏移。此外,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不能动态反映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水平。未来需要对该人群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纵向调查。
综上,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文化程度、工作状态、自我表露、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社会支持是影响其社会疏离的主要因素。医护人员应定期评估该群体社会疏离情况,采取个性化干预措施以降低其社会疏离水平。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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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南京市卫生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项目(YKK19111);南京市第二医院人才托举工程资助项目(RCMS23014)~~;
文章来源:游心怡,顾嘉怡,文琪,等.HIV阳性中青年MSM社会疏离现状及影响因素[J].中国艾滋病性病,2024,30(07):70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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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到2030年实现95%的HIV感染者经诊断知晓自身感染状态,95%已诊断知晓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95%治疗者达到病毒抑制。尽早发现感染者,尽快开启抗病毒治疗,实现病毒有效抑制是全球终结艾滋病流行的重要策略,而发现感染者是这一策略的重要前提。
2024-08-27截至2022年底,我国新报告HIV感染者中MSM的占比已达到25.6%,成为HIV感染的重点人群。受传统观念影响,HIV阳性MSM面临着HIV感染和同性性行为相关的双重歧视和羞辱,导致他们往往拒绝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变得孤立和孤独。该群体中青年一般在18~50岁,多处于工作和学习状态.
2024-07-22Pr EP是HIV综合预防方案的关键组成部分,适用于处于HIV高暴露风险的HIV阴性人群[1]。MSM是HIV感染的高危群体,2022年全国HIV哨点监测显示各地MSM感染率在7%~20%以上[2]。目前国际上适用于MSM的Pr EP方案包括口服和长效注射暴露前预防(long-acting injectable Pr EP,LAI-Pr EP)[3],两者都已被证实可有效降低高危人群感染HIV的风险[4]。
2024-06-07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是艾滋病感染风险人群之一[1,2],我国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率为4.93/100人年[3]。研究表明,接受抗病毒治疗并保持病毒抑制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将病毒传播给性伴的风险明显下降,当持续检测不出病毒载量时,可以防止HIV传播[4,5,6]。部分HIV/AIDS病例处于婚育年龄[7],其婚姻状况受到关注[8,9]。
2024-05-23MSM是我国HIV感染的高风险人群[1]。我国每年新报告的HIV感染者中MSM占比呈快速上升趋势,已由2006年的2.5%上升到2022年的25.6%[2,3]。2021年UNADIS数据显示,MSM接受HIV检测并知晓感染状况的占62.2%[4]。研究表明,HIV感染状态知晓率与MSM高危行为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检测覆盖面越大、检测频率越高,感染状态就越明确,高危行为如无套性行为、使用精神活性物质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5]。
2024-04-24“涉药性行为(chemsex)”一词来源于“chemical sex”,被定义为在性行为之前或期间,有计划的使用特定的毒品来促进、启动、延长、维持和加强性行为[1]。涉药性行为在MSM中有较高的流行率[2,3];其中Rush(又称Rush poppers或Poppers)在MSM中滥用的现象较为常见[4,5,6,7,8,9]。已有多项研究证明,Rush使用是感染HIV的危险因素[5,10,11],毒品滥用的MSM感染HIV的风险是未滥用毒品者的2.31倍[12]。
2024-04-24我国艾滋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其中MSM社区的HIV流行是防治工作重点关注对象[1]。由于大众对男男性行为和HIV感染的双重污名,HIV阳性MSM承受着较高的心理负担,严重影响其心理健康[2,3]。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是个体向他人表露自身情感、观点、经历、感受等信息的过程[4],良好的自我表露有利于个体更好地调节压力源,对个体的健康状态产生积极的影响[5]。
2024-04-24人体的肠道是HIV-1感染人体后受累的主要器官。急性HIV-1感染导致肠道黏膜中的CD4细胞显著减少,随后的慢性HIV-1感染又持续破坏肠道黏膜和免疫细胞,进而引起肠道免疫功能减退和肠道菌群移位等。临床研究表明,艾滋病患者即使接受了有效的c ART,仍然难以完全修复肠道组织的损伤,而且也不能完全恢复肠道黏膜免疫功能和正常的肠道菌群。
2024-04-23HPV感染在MSM中很常见。荟萃分析发现,MSM中肛门和阴茎HPV感染的总患病率分别为78.4%和36.2%[1]。MSM因其频繁的高危性行为使肛门HPV感染的概率大大提高,同时增大了患生殖器疣(genital warts,GW)和高危HPV相关肛门上皮内瘤变(an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AIN)以及癌症的可能,其中大约68%的男性肛门癌可归因于高危HPV基因型16和18[2]。
2024-03-05危险性行为是指在所有同性或异性性生活过程中能够引起双方血液及体液交换的性行为[1]。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发生危险性行为既会提高HIV传播风险,也会增加自身交叉感染风险,使其暴露于潜在的其他病原体感染的危险中,威胁自身健康[1,2,3,4,5]。大学生MSM人群HIV感染者作为青年人群,性活跃者的比例较高,发生危险性行为的概率较大,其行为特征需要重点关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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