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孕症是临床常见生殖系统疾病，就全球而言，在20～49岁女性中，不孕症是一个普遍现象[1]。调查显示，美国有15.5%的女性患有不孕症，法国有24%,而我国高达25%,被命名为世界第三大疾病[2]。受到传统思想影响，与正常女性相比，不孕症女性承受着巨大的生育压力。 生育压力是指因孕育原因，患者出现的夫妻、社会关系、 心理及生理问题方面产生的压力，对患者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3]。另有研究指出，生育压力是造成不孕症患者抑郁症状的重要因素[4],国外学者Evans-Hoeker等人[5]研究显示， 生育压力涉及两性、社会以及夫妻关系方面的压力，与抑郁症状存在密切的关联。不孕症抑郁症状是尚未到达抑郁症诊断标准的抑郁情绪，主要表现为内疚感、低自尊、偏执、社会隔离及人际关系敏感等，成为抑郁症的高危人群[6,7]。相关研究认为，压力反应可通过中间环节变化影响疾病和个体健康的走向。作为心理应激的中介变量，应对方式对个体的压力反应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积极应对会产生积极影响，消极应对加重抑郁症状，在面对压力源时遭受失败[8]。由此，本研究深入分析不孕症女性生育压力与抑郁症状的关系及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进一步为临床有针对性地减轻不孕症女性的生育压力采取科学有效的心理干预。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选取2019年5月—2021年6月金华市人民医院收治的85例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确诊为不孕症[9],即规律、正常且未避孕的性生活状态下，一年仍未怀孕；育龄女性，年龄超过20岁；认知无障碍；知情、积极参与， 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其他生殖系统疾病者；存在精神疾病、心理疾病者；严重急慢性疾病者。

1.2方法

1.2.1调研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职业、家庭月收入、孕史、不孕年限及不孕类型；②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10]:量表包括焦虑、抑郁两个维度，本研究主要分析抑郁维度。抑郁维度由7个条目构成，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即0=完全没有，3=存在，分数越高代表受试者抑郁症状水平越高，得分≤7分表示无抑郁症状，8～10分表示可能存在抑郁症状，11～21分表示确定存在抑郁症状，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为0.83;③生育问题调查问卷(FPI)[11]:此量表可很好地评估因不孕带来的压力问题，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为0.79,良好的信度与效度已得到验证。量表包括社会压力、有孩子的生活方式、夫妻关系、性压力、父母角色的需要，各条目运用Likert 6级评分法，1=非常不同意，6=非常同意，评分越高，则受试者生育压力越大；④特质应对问卷(CSQ)[12]:量表包括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两个分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1=不是，2=有点是，3=中等是，4=基本是，5=是，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为0.87。

1.2.2调研方法

取得医院同意和支持后，由经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向研究对象解释本次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方法，运用统一指导语向患者介绍问卷填写方法和相关注意事项。待研究对象填写完毕后，现场收回并核对问卷，共发放问卷85份，有效回收84份，有效回收率98.82%。

1.3统计学分析

运用EpiData 3.1进行数据双录入，建立数据库；数据处理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采用Amos 23.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路径分析，以检验应对方式在不孕症女性生育压力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作用，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一般资料

本研究所选取的84例不孕症女性一般资料情况：年龄：<35岁49例(58.33%),≥35岁35例(41.67%);文化程度：初中13例(15.48%),高中或中专26例(30.95%),大专及以上45例(53.57%);居住地：农村36例(42.86%),城镇48例(57.14%);职业：居家为主23例(27.38%),从事工作61例(72.62%);家庭平均月收入：<8 000元27例(32.14%),≥8 000元57例(67.86%);孕史：有40例(47.62%),无44例(52.38%);不孕年限：<2年23例(27.38%),2～5年42例(50.00%),>5年19例(22.62%);不孕类型：原发性39例(46.43%),继发性45例(53.57%)。

2.2 HADS、FPI及CSQ测评结果

84例不孕症女性经问卷调查得知，HADS评分(5.89±1.35)分，FPI评分(168.98±12.76)分，其中夫妻关系评分(32.10±5.24)分，社会压力评分(36.14±7.87)分，有孩子的生活方式评分(31.20±4.56)分，父母角色的需求评分(45.25±6.82)分，性压力评分(24.98±5.33)分；CSQ量表中积极应对评分(36.25±8.14)分，消极应对(26.10±6.33)分。

2.3 FPI、HADS及CSQ评分的相关性

采用Pearson进行相关性分析，84例不孕症女性FPI评分与HADS评分呈正相关(r=0.428,P<0.001),与CSQ的积极应对评分呈负相关(r=-0.446,P<0.001),与CSQ的消极应对评分呈正相关(r=0.457,P<0.001),HADS与CSQ的积极应对评分呈负相关(r=-0.512,P<0.001),与CSQ的消极应对评分呈正相关(r=0.485,P<0.001)。

2.4应对方式在不孕症女性生育压力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作用

基于相关性分析，因变量(Y)为生育压力、自变量(X)为抑郁、应对方式(Z)设为中介变量，见图1,Amos 23.0构建模型并检验、修正。拟合指数处在参考范围，拟合较好，见表1。模型显示，应对方式在生育压力与抑郁症状间发挥中介作用(β=0.410,P<0.001)。当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时，需对该中介变量给予重视。本研究中， 间接效应>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0.632)×(-0.614)/0.485=80.01%,故需重视应对方式这一中介变量及变量间相互效应，中介模型的作用效应见表2。

图1应对方式在不孕症女性生育压力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表1中介模型整体拟合优度指标表

表2中介模型的作用效应(标准化)

3、讨 论

3.1不孕症女性生育压力、抑郁症状及应对方式现状

不孕症的治疗是一个希望与失望并存的过程，涉及隐私部位和行为，且治疗时间长，需多次往返医院，反复检查和监测，治疗期间患者心理波动大，存在不同程度的压力[13]。此外，治疗的侵入性、复杂性及结果的不确定性均给患者造成不同程度的生育压力和抑郁情绪。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孕症女性的生育压力评分为(168.98±12.76)分，各维度评分由高至低依次为父母角色的需求、社会压力、夫妻关系、有孩子的生活方式、性压力，与钱坤等[14]研究相近，但与Rooney等[15]研究有所不同，原因可能在于受中国传统文化与封建思想的影响，尤其在农村地区，不孕症女性的生育压力更为显著。多数患者认为孩子是家庭的纽带，是家庭幸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父母角色的需求大，渴望拥有自己的孩子，这成为引起生育压力的重要因素，也容易造成夫妻矛盾升级，致使婚姻关系发生危机[16]。同时，不孕症女性还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压力，不孕带来的舆论影响，使患者长期处于羞耻感、悲观、抑郁情绪，造成生活质量下降[17]。在我国，受传统文化和思想影响，女性肩负“传宗接代”的要务。不孕症患者不仅会遭受家庭抱怨，甚至还需承受朋友、邻居的嘲弄和歧视，通常会被孤立或主动隔离社会，长期处于自责或封闭的生活状态，极易产生抑郁症状，进而降低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影响我国的妊娠率和分娩率[18]。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孕症女性HADS评分较低，抑郁症状相对轻微，这可能与本研究选取对象为年轻女性有关，文化程度高、多居住于城镇，对不孕症有较高的认知，思想开明，并能正确面对不孕，能够科学排解内心情绪和压力。此外，从应对方式来看，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孕症女性的积极应对评分明显高于消极应对，说明不孕症女性能采取积极方式应对不孕症，这对正确面对、积极治疗、保持乐观情绪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3.2应对方式与生育压力、抑郁症状间的关系及其中介效应

本研究结果表明，生育压力与抑郁症状呈显著正相关，并对抑郁症状有直接预测作用。这提示若不孕症女性长期处于这种高强度生育压力状态下，极易出现抑郁症状，与梁瑞晨等研究[19]结果一致。生育压力不仅来源于家庭内部，也与外部有关，如同事、朋友、邻居，不孕症女性因受外部人员议论，往往会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与他人交流，而这种行为会进一步加重不孕症女性的不良情绪，形成恶性循环，进而表现为抑郁症状。此外，多数女性成为母亲的使命感较为强烈，而这种对父母角色的需求感越高，不孕症越易给其带来失落感，进而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出现消极应对、逃避等行为。研究指出，对生育压力的应对方式，决定了患者能否积极配合治疗，从而影响治疗的持续性和结局[20]。另有研究证实，面对应激事件，采取积极方式应对有助于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自我效能感，这对减轻抑郁情绪、提高治疗配合度至关重要[21]。本研究经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应对方式在不孕症女性的生育压力、抑郁症状间发挥中介效应，且应对方式与生育压力、抑郁症状存在明显相关性，其中积极应对能有效调节不孕患者的生育压力、减轻抑郁症状。应对方式是个体为了避免或减轻压力、适应环境所采用的带有个人特点的策略和方法，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其中积极应对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在发展和成长过程中采取的一种积极行为。研究表明，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调整个体心态，积极面对消极困境，协助患者以更积极的态度与行为去管理疾病和生活[22]。研究证实，积极应对是患者应对抑郁症状的积极心理和行为因素[23]。本研究中，抑郁症女性的积极应对与抑郁症状呈显著负相关。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不孕症女性能更好地缓解自身的生育压力，减轻其抑郁症状，树立信心，进而提高妊娠率及分娩率。同时，积极应对在生育压力与抑郁症状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由此可见，不孕症患者在面对生育压力时可通过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减轻抑郁症状。因此，纠正患者不良的应对方式，促使其保持积极应对，正确面对疾病，这对减轻生育压力及抑郁症状具有积极作用。

3.3干预策略

①认知行为干预：作为不孕症患者心理干预的重要措施，健康教育简便易行，可采取宣传手册、口头教育、网络平台宣传等。内容为基本生活方式指导，如适量运动、饮食营养均衡、保持良好心态、保持正常体质量、戒烟戒酒、性生活卫生等良好的生活方式。②社会支持：鼓励社会及家庭给予不孕女性充分理解和关怀，避免行动和言语上的刺激，并在诊疗过程中为患者提供科学的疾病讲解，为患者创造一种温暖、和谐的心理支持环境，以减轻心理压力。③支持性心理疗法：教授患者学会自我放松方法，如正念干预，包括正念呼吸、葡萄干练习、身体扫描等，嘱其重视自身心理状态和情绪变化，做好自我情绪管理，保持良好心理状态，积极乐观面对疾病和生活；③同伴支持：组建不孕病友群，为患者提供更多的交流平台，使患者间能进行不孕治疗信息和情感的交流，互相鼓励打气，采用积极应对方式面对不孕这个应激事件。

综上所述，积极应对对不孕症女性的生育压力和抑郁症状具有中介效应，能减轻生育压力，改善抑郁症状。故在临床工作中，应加强心理干预和家庭、社会情感支持，使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保持良好身心状态，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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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计划项目(2020KY414);

文章来源:厉姗姗,刘杰,张安,等.不孕症女性生育压力与抑郁症状间的关系及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24,3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