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目的 探究趋化因子CCL2(又称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与肺癌(lung cancer)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方法 从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提取趋化因子CCL2和肺癌不同病理分型的遗传数据,使用逆方差加权分析(IVW)作为主要分析,另选用加权中位数法、简单模式法、MR-Egger回归法、加权模式法进行补充分析,并进行敏感性分析验证数据的可靠性。结果 趋化因子CCL2对肺腺癌的IVW分析结果 OR=1.065,95%CI(0.919~1.234),P=0.401。趋化因子CCL2对肺鳞状细胞癌的IVW分析结果 OR=1.059,95%CI(0.931~1.205),P=0.381。趋化因子CCL2对小细胞肺癌的IVW分析结果 OR=0.959,95%CI(0.760~1.208),P=0.720。结论 趋化因子CCL2与肺癌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肺癌(lung cancer)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危害人类健康。根据统计,肺癌在全球发病率为11.4%位列第二,死亡率为18.0%位列第一[1]。尽管肺癌与吸烟、空气污染、烹饪油烟等危险因素有关[2,3,4],但导致肺癌发病的机制至今仍不清楚。晚期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但多数患者对目前的治疗方法易产生耐药性,疾病发生进展,最终导致死亡[5]。鉴于肺癌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潜在危险因素的筛查和治疗靶点的开发对于肺癌的诊断和治疗尤为重要。
趋化因子是一种小分子蛋白质,通过与细胞表面的G蛋白偶联趋化因子受体结合发挥功能[6]。趋化因子CCL2又称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是C-C趋化因子家族的成员,能够趋化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T淋巴细胞[7]。研究[8]发现,不同病理类型肺癌微环境中CCL2的表达量不同,CCL2过表达与肺腺癌的不良预后相关,却与肺鳞癌的良好预后相关,呈现出相反的结果。观察性研究往往受到多种混杂因素的影响,趋化因子CCL2与肺癌直接因果关系暂不明确。
孟德尔随机化研究(Mendelian randomization study,MR)是利用遗传变异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作为工具变量,探索暴露因素对结局因素的因果关系。由于使用遗传因素,首先能够避免观察性研究中由于环境因素、研究者因素、行为因素、社会因素和其他原因产生的偏移;其次,观察性研究容易受到反向因果关系的影响,而孟德尔研究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是确定的。
鉴于既往发现肺癌和趋化因子CCL2呈现相关性,但研究结果受到复杂因素干扰和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本研究采用孟德尔随机化的研究方法,依据肺癌的不同病理分型进行亚组分析,探究趋化因子CCL2与肺癌之间直接因果关系。
1、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设计
首先选用趋化因子CCL2作为暴露因素,提取与趋化因子CCL2显著相关的SNP作为工具变量,将肺癌作为结局因素,采用MR分析,使用Cochran Q检验进行异质性检验,使用MR-Egger截距和留一法进行敏感性分析。
研究设计见图1,孟德尔随机化应满足以下3个假设[9]:(1)工具变量与暴露因素相关;(2)工具变量不会受到混杂因素的影响;(3)工具变量只能通过暴露因素影响结局因素。
图1 研究设计
1.2 资料来源
通过GWAS数据库(https://gwas.mrcieu.ac.uk/)获得趋化因子CCL2[10]和肺癌[11]资料,所使用的资料均来源于已发表的论文研究,论文研究已获得伦理批件,故本次研究无需再次进行伦理审查,数据具体见表1。趋化因子CCL2的资料来自对超30 000例的85种循环蛋白的分析。肺癌的资料来自国外大型分析,对14 803例欧洲肺癌病例和12 262例对照组病理进行了基因分型,并结合现有数据对29 266例患者和56 450例对照进行了肺癌GWAS分析,该资料根据病理分型对肺癌进行亚组分析。
表1 数据来源与信息
1.3 研究方法
1.3.1 工具变量的筛选
工具变量SNP应满足“与暴露因素相关”的假设。首先,通过设定阈值为P<5×10-8进行筛选,获得的SNP数量较少,为了后续的分析,调整为P<1×10-5,同时还需满足连锁不平衡条件r2<0.001以及kb>10 000,获得SNP。接着,计算F统计量,公式为F=[R2/(1-R2)]×(N-K-1)/K,R2=2×MAF×(1-MAF)×(β/sd)2,若F<10考虑为弱工具变量,应剔除[12]。然后,应用Pheno Scanner网站查询SNP的潜在因素,剔除与结局因素有关的SNP。提取结局因素SNP,协调暴露因素和结局因素的等位基因数据,剔除回文SNP。其余SNP用于后续MR分析。
1.3.2 MR分析
使用R软件4.3.1版本的“Two Sample MR”包进行MR分析,选择逆方差加权法为主要分析,另选用加权中位数法、简单模式法、MR-Egger回归法、加权模式法进行补充。通过Cochran Q检验计算P值,用来评估是否存在异质性,P≥0.05使用逆方差加权法随机效应模型,P<0.05则使用逆方差加权法固定效应模型。
1.3.3 敏感性分析
使用MR-Egger回归法评估多效性,若MR-Egger回归截距的P>0.05,则不存在水平多效性。留一法检验进行敏感性分析,评估单个SNP是否显著影响结局因素,若显著影响,则应剔除后重新进行MR分析。
2、结果
2.1 趋化因子CCL2对肺腺癌的因果关系
工具变量:根据本文“1.3.1工具变量筛选”原则,最终纳入23个SNP进行后续孟德尔随机化法分析。
MR分析与敏感性分析:Cochran Q检验计算P=0.019,故选择逆方差加权法固定效应模型,IVW分析结果为OR=1.065,95%CI(0.919~1.234),P=0.401。MR-Egger回归法、加权中位数法、简单模式法、加权模式法的结果与IVW一致,均P>0.05(图2A、3A)。MR-Egger回归截距P=0.340,不存在水平多效性。留一法进行敏感性分析,未存在单个SNP显著影响结局的情况。综上,趋化因子CCL2对肺腺癌无因果效应。
2.2 趋化因子CCL2对肺鳞癌的因果关系
工具变量:根据本文“1.3.1工具变量筛选”原则,最终纳入23个SNP进行后续孟德尔随机化法分析。
MR分析与敏感性分析:Cochran Q检验计算P=0.694,故选择逆方差加权法随机效应模型,IVW分析结果为OR=1.059,95%CI(0.931~1.205),P=0.381。MR-Egger回归法、加权中位数法、简单模式法、加权模式法的结果与IVW一致,均P>0.05(图2B、3B)。MR-Egger回归截距P=0.174,不存在水平多效性。留一法进行敏感性分析,未存在单个SNP显著影响结局的情况。综上,趋化因子CCL2对肺鳞癌无因果效应。
2.3 趋化因子CCL2对小细胞肺癌的因果关系
工具变量:根据本文“1.3.1工具变量筛选”原则,最终纳入25个SNP进行后续孟德尔随机化法分析。
MR分析与敏感性分析:Cochran Q检验计算P=0.093,故选择逆方差加权法随机效应模型,IVW分析结果为OR=0.959,95%CI(0.760~1.208),P=0.720。MR-Egger回归法、加权中位数法、简单模式法、加权模式法的结果与IVW一致,均P>0.05(图2C、3C)。MR-Egger回归截距P=0.207,不存在水平多效性。留一法进行敏感性分析,去除单个SNP后,OR值和P值未见明显改变。综上,趋化因子CCL2对小细胞肺癌无因果效应。
图2 孟德尔随机化分析结果的森林图
3、讨论
本研究通过双样本孟德尔随机化的方法,根据病理类型亚组分析了趋化因子CCL2与肺癌的因果关系。MR分析结果显示趋化因子CCL2暴露与肺癌结局无直接因果关系。
根据本研究结果,考虑趋化因子CCL2可能通过其他途径间接影响肺癌结局。CCL2的主要受体是CCR2[13],CCL2-CCR2轴在恶性肿瘤、动脉粥样硬化、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中发挥作用[14,15,16]。既往研究发现多种癌症患者中CCL2的表达增高[17,18,19,20,21,22]。肺癌荷瘤小鼠CCL2的表达与正常小鼠相比,显著增高[23],CCL2表达会增加裸鼠的肺癌转移[24],考虑CCL2表达与肺癌的不良预后相关。研究证实,CCL2通过MAPK/ERK信号通路、PI3K/AKT信号通路促进肿瘤的增殖和迁移[24,25]。CCL2还能增加化疗耐药性,放疗耐药性[26,27],导致疾病进展。CCL2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促进肿瘤血管生成,CCL2与血管内皮细胞上的CCR2受体结合,可以直接促进血管生成[28]。CCL2通过趋化单核细胞到肿瘤微环境中,导致大量IL-6释放,促进血管生成[29],增强循环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30]。CCL2通过PI3K/Akt/m TOR信号通路、AKT/β-catenin信号通路促进上皮-间充质转化[24,31]。CCL2通过增加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募集、减少CD8+T细胞浸润等[30,32,33,34,35,36,37]调节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阻断CCL2通路在抗肿瘤治疗中发挥关键作用[37,38,39,40]。综上所述,趋化因子CCL2通过间接途径参与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与本研究结果相符。
图3 孟德尔随机化分析结果的散点图
本研究的优势在于:(1)从基因层面分析趋化因子CCL2对肺癌的影响,能够避免受到环境因素、研究者因素、社会因素等混杂因素的影响,同时排除了反向因果关系影响。(2)资料来源于公共数据库,样本量大,人群统一,根据病理分型进行了亚组分析,避免不同人群异质性和病理类型造成的混杂影响。(3)使用逆方差加权法、加权中位数法、简单模式法、MR-Egger回归法、加权模式法进行分析,较为全面,数据结果可靠性高。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1)工具变量筛选时,因获得SNP数量较少,将阈值调整为P<1×10-5,扩大了SNP的纳入范围,可能会导致混杂因素影响。(2)公共数据库缺少其他血统的趋化因子CCL2和肺癌资料,最终选用了欧洲血统进行分析,限制结果外推。(3)受到研究资料的限制,未对性别、年龄、吸烟与否等条件进行亚组分析。
综上所述,基于孟德尔随机化分析,趋化因子CCL2与肺癌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趋化因子CCL2可能通过其他途径间接影响肺癌结局,仍需后续临床、基础研究补充证明。
参考文献:
[7]吴文娜,陈晓红. MCP-1的表达与高血压病、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J].实用医学杂志,2011, 27(15):2876-2878.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82174453,82374538);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7222270);
文章来源:刘梓燊,郑瑛瑛,袁梦琪等.趋化因子CCL2与肺癌的因果关系: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研究[J].实用医学杂志,2024,40(04):53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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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为临床多发的恶性肿瘤,存在较高的患病率与致死率[1]。近年,伴随医疗手段的快速进步,胸腔镜根治术逐渐运用于临床,该术式在胸腔镜帮助下开展各项操作,存在创伤小、恢复快等优势[2]。胸腔镜根治术可分为单孔与三孔,而临床关于单孔、三孔的选用并未形成统一标准。
2025-03-18近些年来中国癌症谱显示肺癌发病率较前提高[3],中晚期多会出现全身多处转移,国内外研究均表明肺癌脑转移在颅内转移瘤中最多见。西医治疗肺癌脑转移多采用手术和放疗等治疗方法,虽然对脑瘤有效,但治疗后易复发,并且有一定毒副作用和后遗症,生存期短且预后极差。
2025-03-05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是目前治疗肺癌的常用方法,指通过手术切除肺部肿瘤及其周围组织,达到彻底治愈肺癌的目的,其相比传统手术具有缓解术后疼痛、缩短拔管时间、切口美观等优势[1-2]。但部分患者由于生理功能与生活方式改变,给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影响[3]。研究发现[4],患者心理韧性较强,
2025-03-04肺癌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恶性肿瘤,以非小细胞肺癌(NSCLC)较为常见,且其病死率较高[1]。同步放化疗为临床治疗晚期NSCLC的主要方案,可在化疗的药物作用下,对放疗后仍可能修复的肿瘤细胞起到抑制作用,从而增强放疗效果及放疗敏感性,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生存质量[2]。
2025-02-20非小细胞肺癌(NSCLC)发病率占肺癌的80%~85%,相比于小细胞癌,其扩散转移相对较晚、癌细胞生长分裂较慢,不易被发现,因多数患者确诊时,病情已进展至晚期,预后较差[1-2]。随着肿瘤生物学、人类基因组学等不断发展,免疫抑制剂和靶向治疗具有更高的安全性、选择性,其虽能改善患者病情,但仍有部分患者预后不理想[3]。
2025-02-20肺癌早期症状不典型,不易引起患者或临床重视,但肺癌进展速度快,一旦治疗不及时,肿瘤细胞可迅速生长并扩散,增加临床治疗难度[1-2]。晚期患者大多丧失手术机会,需靠常规化疗延长生存时间。顺铂、培美曲塞为晚期肺癌常用化疗药,在给药后可通过多途径抑制肿瘤细胞增长,缩小病灶,达到延长生存时间的目的[3-4]。
2025-02-20非小细胞肺癌是根据瘤体的生物学特征及其对治疗的敏感性进行分化,与小细胞肺癌相比,非小细胞肺癌对于治疗药物不敏感,生长速度也相对较慢,通过手术和其他放射免疫法可对其进行控制。然而,由于非小细胞肺癌早期筛查和诊断方法的不全,导致一半以上的患者在晚期才被发现,导致患者生存率低下[2]。
2025-02-20肺癌是全球公共卫生负担最重的恶性肿瘤之一,2020年全球新发肺癌患者约220万,占全部恶性肿瘤的11.4%,病死约180万,占恶性肿瘤死亡总数的18.0%[1]。其中,小细胞肺癌在肺癌患者中占比15%~20%[2]。肺癌诊治方案发展迅速,近年来中医药联合化疗方案治疗肺癌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3⁃4]。
2025-02-13非小细胞肺癌在各种肺癌中较为常见,临床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时无法立即通过手术清除病灶,为控制疾病进展,延长患者预计生存时间,通常先给予化疗[1]。化疗可将肿瘤细胞进行一定程度消杀,但易引起不良反应,且多数患者正常细胞也会出现毒性作用[2⁃3]。
2025-02-13肺癌一直以来是威胁我国群众健康甚至生命的常见恶性肿瘤疾病,在癌症患者致死原因中排名首位[1]。肺腺癌也称为肺腺状癌或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腺癌,是一种常见的肺癌类型。由于早期肺腺癌通常无明显症状,因此很难被早期发现,到院就诊时已进入中晚期阶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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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中国肺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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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抗癌协会,中国防痨协会,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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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类: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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