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作为全球疾病负担的重要原因，已经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健康。2022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约为2 000万，其中乳腺癌发病率高居第二[1]。预计2040年乳腺癌发病人数将达到300万例，死亡人数高达100万例[2]。由于疾病和治疗的影响，大多数乳腺癌患者会经历症状负担、情感绝望、身体意象紊乱、认知情绪变化等[3-5]，面对巨大的隐性成本和相关痛苦与经济负担的失衡，患者往往隐瞒病情[2]。自我隐瞒作为一种以控制和回避为中心的适应不良情绪/行为调节策略[6]，是个体有意识地向他人隐瞒痛苦或消极个人信息的心理倾向[7]。自我隐瞒可能会阻碍更具适应性应对技能的发展，从而导致负性心理，此外个体不断监测和抑制个人信息的揭露也会增加内部压力，加剧心理痛苦[8]，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自杀意念和企图风险，降低幸福感[9]。和其他患者相比，癌症患者自我隐瞒倾向较高[10]，而乳腺癌患者涉及自我形象的改变，自我隐瞒倾向更甚[11]。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受领悟社会支持、病耻感等多种因素影响[11-12]，但研究均以变量为中心，根据样本平均水平进行分析，忽略了简单线性关系背后的异质性和各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统计学方法，可根据个体在外显变量的反应模式判断其潜在特征并分型，通过比较不同类别模型间的拟合指数确定最佳拟合模型，有助于直观地展示不同类别的比例和人群特征[13]。本研究拟采用LPA探讨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的潜在类别，探究不同类别的群体差异和影响因素，以期为不同类别的患者制定针对性、特异性的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3年4月至2024年4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安徽2所医院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21年版）》确诊为乳腺癌患者[14];(2)年龄大于18岁；(3)知情同意且自愿参加。排除标准：(1)患有精神疾病、认知智力障碍、视听觉障碍等，无法配合完成问卷；(2)合并有其他重要脏器的严重疾病；根据回归分析样本量计算方法，样本量至少为变量数的10～20倍[15]，本研究自变量17个，考虑20%的无效样本，最小样本量为204。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研究者在查阅同类型相关文献，经课题组论证后自行编制。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所在地、病程等12个条目。

1.2.2 自我隐瞒量表（self-concealment scale,SCS)

原量表由Larson等[7]编制，王才康汉化，共10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分别计1～5，总分10～50分，分数越高说明个体自我隐瞒倾向越大[11]。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24。

1.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

由Zimet等编制，姜乾金修订，共3个维度，12个条目，采用Likert 7级评分法，从“极不同意”到“极同意”分别计1～7分，总分12～84分，分数越高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16]。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17。

1.2.4 慢性病病耻感量表（stigma scale for chronic illness,SSCI)

由Rao等[17]编制，我国学者邓翠玉[18]翻译汉化，共2各维度，24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计1～5分，总分24～120分，分数越高患者病耻感程度越深。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53。

1.3 资料收集方法

研究前对2位负责问卷调查的研究成员进行统一培训，研究者提前联系医院的管理人员，在征得医院同意后，调查员进入科室发放纸质问卷。调查员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向研究对象说明研究目的、意义和填写方法。如回收问卷中所有条目答案选项相同或规律性作答，则判定为无效问卷。共回收问卷209份，有效问卷207份，有效回收率为99.04%。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6.0进行统计描述、t检验、c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Mplus8.3进行潜在剖面分析，以自我隐瞒量表的10个条目得分为外显变量，从单个类别开始建立模型，逐步增加类别数，根据模型拟合指标判断模型适配性，直至找到最佳匹配模型。相关指标包括：艾凯克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和调整贝叶斯信息准则（adjusted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a BIC），统计值越小表示拟合效果越好；信息熵（entropy）评估分类的精确度，越接近1表示分类越精确；罗-梦戴尔-鲁本校正似然比检验（Lo Mendell-Rubin,LMR）和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Bootstrapped likelihood ratio test,BLRT）比较不同模型拟合效果，P<0.05表示第K个模型拟合优于第K-1个模型[19]。最佳拟合模型不仅需考虑上述统计学指标，还应考虑各类别的实际意义和可解释性等。

2、结果

2.1 乳腺癌患者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调查207名乳腺癌患者，均为女性；年龄<60岁124名，≥60岁83名；婚姻状况未婚2名，已婚192名，离异/丧偶13名；来自农村96名，城镇111名；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69名，初中/高中83名，专科及以上55名；有乳腺癌家族史6名，无乳腺家族史201名，其余一般资料见表1。

表1 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潜在剖面的单因素分析

2.2 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病耻感、领悟社会支持得分

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得分（21.84±9.95）分，病耻感得分（43.21±16.46）分，领悟社会支持得分（65.56±11.68）分。

2.3 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潜在剖面分析

以自我隐瞒10个条目得分为外显变量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共拟合了4个模型，各模型拟合指标参数见表2。随着类别数目的增加，AIC、BIC、a BIC逐渐减小，但模型3和4的LMR未达到显著水平，且模型2的Entropy值更接近1，综合考虑拟合评价指标和分类的实际意义，故选择模型2为最佳拟合模型。根据模型2绘制潜在剖面图，见图1。类别1(C1）患者条目得分明显较低，故命名为“低自我隐瞒组”，共124例（59.90%），类别2(C2）条目得分较高，故命名为“高自我隐瞒组”共83例（40.10%）。

表2 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潜在模型拟合参数表

图1 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潜在剖面特征

2.4 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不同潜在剖面单因素分析

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的2个潜在类别在家庭所在地农村、经济状况、主要照顾者、领悟社会支持、病耻感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1。2.5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潜在剖面多因素分析以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2个潜在类别作为因变量，以C1低自我隐瞒组为参照。为了尽可能的纳入影响因素，避免遗漏重要因素，以单因素中P<0.1的变量为自变量[20]，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家庭所在地农村=1，城镇=0；经济状况无困难=1，还可以=2，有点困难=3，非常困难=0；主要照顾者父母=1，配偶=2，子女=3，其他=0；有合并症=1，无合并症=0；病程≤3个月=1,4～6个月=2,7～12个月=3，≥12个月=0；领悟社会支持和病耻感赋原值。结果显示主要照顾者、合并症、领悟社会支持和病耻感是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类别的影响因素，结果见表3。

3、讨论

3.1 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整体处于低水平，且存在明显类别特征

了解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行为的个体差异对临床医生来说不容忽视，尤其是在提供个性化治疗和支持时。本研究通过LPA发现，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可以划分为低自我隐瞒组和高自我隐瞒组两个类别，分别占比59.90%和40.10%，表明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水平较低。同时研究中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得分（21.84±9.95）分，低于秦巧云等[11]、王芹等[21]研究结果，可能是因为本研究纳入的乳腺癌患者不局限于化疗期，其类型更加广泛，相较于多次化疗的煎熬等待和不确定结局，手术治疗短暂且结局可预测。两组患者存在同样的曲线特征，在条目3、5、7、10中得分相对较高，这4个条目关注如何从内部处理隐瞒行为以及抵抗与他人分享个人信息的压力，其余6个条目关注患者对外部社交环境的敏感性和他们预期的社交后果。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倾向于控制自己的行为和决策，而不是受外部压力或期望的驱动，即当外部的社交评价和内在自主性需求发生冲突时，个体往往会更加重视内在的自主性需求[22]。高自我隐瞒组中各条目得分均值较高且波动幅度较大，患者以高病耻感、低领悟社会支持、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困难、主要照顾者其他亲属为主要特征。疾病的影响不仅弱化患者家庭角色和夫妻角色，也让患者因沉重的经济负担产生内疚、自责等心理[12]，更不愿意让照顾者担心或承受额外的风险，尤其是照顾者为其他亲属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村地区社会价值观更加注重个人隐私和家庭声誉，为避免对家庭声誉的影响，患者更倾向于隐瞒病情，此外，农村的内向社交网络范式使个体更容易感受到他人的审视和压力[23]，加剧患者自我隐瞒倾向。低自我隐瞒组患者主要特征则与之相反，可能是此类患者具有良好的外部条件和内部资源，更愿意进行自我表露。因此医务人员应当识别关注乳腺癌自我隐瞒高危人群，采用更主动的沟通技巧，加强对家庭和农村社区的教育宣传，建立外部社交网络，营造更加包容和支持的家庭社会环境。

表3 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潜在剖面的多因素分析

3.2 主要照顾者和合并症是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类别的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亲属担任主要照顾者的乳腺癌患者，由父母、子女、配偶近亲属担任主要照顾者的患者更倾向归属于低自我隐瞒组（OR=0.168,P=0.048;OR=0.068,P=0.001;OR=0.136,P=0.005）。目前，癌症患者的父母、配偶、子女等家庭核心成员是患者获得社会和情感支持的主要来源，家庭核心成员与患者的亲密程度越高，越容易让患者开放和表达自我。在儒学思想和孝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家庭核心成员提供照护被认为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义务[24]，相比于其他亲属，患者更愿意与之分享真实的感受和健康状况，这种文化背景和家庭支持的结合，为患者提供了一个充满理解和接纳的环境，有效降低自我隐瞒倾向。因此强化促进家庭核心成员参与乳腺癌患者照护至关重要，同时医务工作者应评估患者的家庭结构和文化背景并准确识别谁是主要照顾者，从而指导医务工作者采用更加个性化的沟通策略，以促进患者的整体康复。有合并症的乳腺癌患者更倾向归属于高自我隐瞒组（OR=2.469,P=0.032），与许丽娴等[25]研究结果一致，合并其他疾病的患者病情更复杂，面临的生理压力、心理压力和医疗负担显著增加，病情复杂和压力重重的医疗环境往往导致患者封闭自我。这提示医务人员应全面评估患者病史，重视合并其他疾病的乳腺癌患者，根据患者病情实施针对性治疗，鼓励患者积极参与治疗和决策过程，加强沟通和随访，以降低患者自我隐瞒水平。

3.3 领悟社会支持越高归属于低自我隐瞒组的概率越大

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应激过程中感知到的可利用的外部资源，直接影响个人世界认知观和信仰[26]。本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更倾向归属于低自我隐瞒组（OR=0.968,P=0.046）。领悟社会支持作为对抗癌症相关压力负面影响的重要缓冲，对癌症患者有保护作用，缺乏社会支持是癌症患者再入院和死亡率的重要预测因素，此外，积极的社会支持网络可以消除乳腺癌手术对身体形象的心理影响[27]。Mokhtari等[28]对22名乳腺癌患者进行访谈探究其社会支持体验，结果表明患者在患病期间经历了各种不同社会支持体验，包括家庭社区营造共情氛围、与他人建立移情关系、赋予生活意义等，但和欧美人相比，亚洲人在需要时更不愿意寻求亲属或外界支持，因为他们更担心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潜在负面关系后果[29]。因此，提高对领悟社会支持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于改善癌症患者的治疗和自我隐瞒具有重要意义。这提示医务人员应深入了解患者对社会支持的需求和感知，鼓励患者建立和维持积极的社会支持网络，协助患者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包括医务人员信息支持、家庭陪伴、朋友鼓励等），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和沟通策略，帮助患者克服因担心负面社会影响而产生的隐瞒倾向。

3.4 病耻感越高归属于高自我隐瞒组的概率越大

本研究结果显示，病耻感水平越高更倾向归属于高自我隐瞒组（OR=1.058,P=0.000），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30]。受佛教思想“因果报应”的影响，患者容易将疾病归咎于自己的过错，产生病耻感[31]。病耻感是患者在面对疾病时产生的一种负面情绪，表现为对自身患病的否定和自我隔离，这种感觉往往源自社会主流观念对疾病的负面认知，导致患者感到被隔离和排斥[32]。乳腺癌患者病耻感是一种在患病过程中体验身体形象受损、机体功能下降、公众刻板印象，并进一步产生混合的负面情绪的状态，这种状态将导致患者遭受歧视、隐瞒疾病和情绪、避免社交[33]。病耻感越高，患者自我疾病感知歧视增强，更容易对负面信息感知注意偏向或注意增强，这种感知扭曲让患者感受被外界排斥、社会隔离等负性情绪越严重，从而采取避免社交活动、自我隐瞒的行为来保护自己免受他人的歧视和指责。临床科室应为患者提供专门的心理咨询，帮助患者重新构建自我认知，定期举办病友会或工作坊等，鼓励患者积极参加团体和社区活动，减少孤立感和社会隔离。此外，社会应加强媒体宣传和公共教育，通过公开讲座和信息日活动来改变公众对此病的偏见和态度；医疗团队应与社区合作，加强对乳腺癌的科普教育，减少患者因文化和社会因素而产生的隐瞒行为。

4、结论

本研究确定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整体处于低水平，且存在低自我隐瞒组和高自我隐瞒组2类特异性表现。不同类别的乳腺癌患者在主要照顾者、合并症、领悟社会支持和病耻感的分布上存在差异。医务工作者应关注乳腺癌自我隐瞒水平，从影响因素入手，探寻不同类别的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的精准化策略。本研究仅调查了安徽省2所医院的患者，纳入变量有限，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和研究范围以验证、完善本研究结论，且本研究仅进行横断面调查，无法解释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进一步开展纵向研究探讨患者自我隐瞒变化轨迹以及与其他变量的动态交互机制。

参考文献:

[3]李苗,李红梅,张俊,等.中青年乳腺癌术后患者积极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学杂志, 2024, 39(1):52-55.

[10]章新琼,王芹,王秋萍,等.老年消化道癌症患者自我隐瞒､自尊状况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8, 38(17):4268-4270.

[11]秦巧云,李树雯,李文.化疗中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特点及相关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23, 37(6):479-484.

[12]孙娅娇,余华,冉凌云,等.慢性疾病患者自我隐瞒的研究进展[J].上海护理, 2024, 24(4):40-43.

[13]尹奎,彭坚,张君.潜在剖面分析在组织行为领域中的应用[J].心理科学进展, 2020, 28(7):1056-1070.

[14]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21年版)[J].中国癌症杂志, 2021, 31(10):954-1040.

[15]胡雁,王志稳.护理研究[M]. 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9.

[16]普艳敏,马欣妍,陈泓霓,等.领悟社会支持对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家庭照顾者心理弹性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4, 32(5):673-680.

[18]邓翠玉.慢性疾病病耻感量表的汉化及在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研究[D].天津:天津医科大学, 2017.

[21]王芹,王秋萍,张卫,等.癌症化疗患者自我隐瞒和自尊特点及其与负性情绪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6, 30(6):424-426.

[25]许丽娴,陈诗琪,刘思文,等. 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隐瞒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华护理教育, 2020, 17(10):932-936.

[30]叶子文,甄莉,朱木兰,等.直肠癌肠造口患者自我隐瞒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学杂志, 2019,34(19):73-76.

基金资助:安徽省留学归国人员创新创业扶持计划项目(2022LCX031);

文章来源:石娟,江琳,马小鹏,等.乳腺癌患者自我隐瞒潜在剖面分析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2024,29(09):1027-1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