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被后世尊为“一代文宗”“一代儒宗”，“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而欧公却“多教人以吏事”，并说：“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1]45刘春《送太守朱君任袁州序》：“至宋欧阳子亦曰：文章足以润身，政事足以及物，若有所激而云者。”[2]欧阳修是否“有所激而云”，他对于“文学”与“政事”的态度到底如何，二者又有何关联性？欧阳修对文学（文章）和政事（吏事）的态度在他所作《尚书屯田员外郎赠兵部员外郎钱君墓表》（下文简称《钱君墓表》）中有较为集中的体现，因此，笔者以此文为主，同时结合欧阳修的生平经历及其诗文创作，探讨他对“文学”与“政事”的认识。

一、通经致用的文学观

唐代古文运动历经晚唐五代风衰俗怨的时代变乱后，古文创作也渐消歇，宋初文坛仍以骈体为尚，故有一些古文先驱力求矫正骈体文风。柳开“以断散拙鄙为高”的作法难免矫枉过正，与之同时的王禹偁主张“传道明心”，指摘时弊，重视古文创作的实用性。此后，范仲淹、孙复、尹洙、石介、苏舜钦等人极力倡导古文写作。《宋史·文苑传序》云：“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3]宋初的古文先驱者们对引领一代文风的欧阳修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尹洙，不仅其“简而有法”[4]432的理论为欧阳修效法，他也曾对欧阳修的古文创作予以直接指导。

（一）“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

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进士及第，顺应了“天下已定，将率无所用其武，士君子争以文儒进”[4]624的时代大势，最终凭借“时文”跃过科考之门，但“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4]662。及第以后，他致力于古文研练并形成一套自己的古文创作主张，这反映在他入仕为官后的文章中。

欧阳修入仕之初便积极建言献策，明道二年（1033）作《上范司谏书》，力促范仲淹积极进言，裨补时政之缺漏。景祐三年（1036）作《与高司谏书》，揭示高若讷的丑恶与卑劣行径，直接触怒了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结果被贬夷陵。庆历二年（1042），他踊跃推进新政，其中《准诏言事上书》“以明治乱之原，谨采当今务急，条为三弊五事”[4]645，足见其锐意革新之志。新政期间又写下《论按察官吏札子》《论吕夷简札子》以及《朋党论》等文。以上诸文皆是源于政事之热点事件，是运用古文实用性功能与保守势力展开的正面较量。除政论文外，其史论文章、金石研究等也为当下时政提供效用，如《集古录跋尾·唐盐宗神祠记》云“余家集录古文，不独为传记正讹谬，亦可为朝廷决疑义也”[4]2246；而他对史学研究的目的同样在于使观览之人考察盛衰治乱的理脉以警戒当世。

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以古文书写时政，同时也引导后进人才践行其古文创作理论。欧阳修入仕后，不少后生慕名请教，欧阳修对之循循诱导并推出自己的为学主张，他在《与张秀才（棐）第二书》中云，“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4]978，文章须“切于事实”，不应“务高言而鲜事实”。欧阳修推崇儒家经籍，因为“知古明道”，孔子所整理的儒家典籍可垂教后世，儒经所载圣人之道足以为后世效法，正如陈亮《书欧阳文粹后》云：“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5]在《答吴充秀才书》中，他强调“非道之于人远也”，反对学者“弃百事不关于心”的态度，对“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的说法不以为然[4]664，至于“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4]634。他主张师法儒家经典，但特别强调经世致用：“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4]669欧阳修意在匡世救时、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矛盾，故他提倡文章须“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4]988，“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4]1698。基于此种文学观念，欧阳修称前来请教的学者为“时才”，即通经学古以处理时政、解决时弊的贤材。

（二）践道畜德

知古明道，而儒学从来不止是抽象理论，“修齐治平”便是儒家学者的践道模式。儒家文化实践中，修身是前提，为政还须以德，故欧阳修重视独立人格的塑造，重视道德品格的持守，其“道德文章，百世之师表也”[6]294。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他指出，“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他把修身放在第一位，“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4]631，可见内在的思想修养和道德品质在他心目中至关重要。欧阳修本人受儒学浸染之深，为人器度宽宏，心中坦荡，他说：“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正如《周易》“大畜”卦所指示的“畜于其内者实，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新而不竭也”[4]1024，因此，君子理当“畜其德”。

欧阳修之所以注重道德修养，是鉴于唐末五代以来“礼崩乐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7]188，而“道德仁义，所以为治”[7]333，文治有益于齐家治国，故他从文学的社会功用着眼，力图通过整治道德风尚进而整饬世风，以文学的“润身”功能为救世服务。就他自身而言，一生刚正不阿，持守正道。被贬夷陵、庆历新政的失败、滁州之贬等，这些虽让他对政坛感到难以适从，但他对理想人格的坚守却始终不渝：“苟皆不用，则绝宠辱，遗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于富贵而无谓哉？”[4]610

在《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中，欧阳修对于在乱世中兴起的吴越钱镠之家族评价道：“非有德泽施其一方，百年之际，虐用其人甚矣，其动于气象者，岂非其孽欤？”[7]844而对于武进钱冶之家族，欧阳修赞赏其先辈能在五代乱世中保全名节，认可他们“以儒学廉让行于乡里”的行为，并预估：“武进钱氏，自宝七世，至君（钱冶）有闻，又有贤子，不坠益彰，其势孰止。”[4]385对于同为钱姓氏族的不同家族，欧阳修看到吴越钱氏家族在五代乱世中凭借武力割据一方，但由于“怯弱”“淫侈”又“重敛其民以事奢僭”，因此必不得永年。相反，武进钱氏家族尊崇道德，故钱氏虽“以隐德累世不显”，但“愈迟而终显”。欧阳修和钱冶对道德的持守体现的是一条社会治理思路：学习儒家文化，追慕圣贤道德品格，以自身对德行统一的操守影响社会风气，最终达到肃清社会不良风气、提高社会治理的目的。

（三）落实文风改革

除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宋初文坛也弥漫着浮靡之风。沿袭唐五代末流而来，宋初的“白体”诗人主要模仿元、白等人的流连光景之作，“晚唐体”诗人以风花雪月和山林隐逸为主，“西昆体”诗人惯于从历史文献中寻找题材，“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如杨亿、刘筠辈，其学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于流俗”[4]2670，其共同特征是缺乏时代精神。欧阳修反对这种脱离现实的文风，他倾向韩、柳的古文创作，推崇“以文为诗”的方法，但科考仕进则非作杨亿、刘筠之“时文”不可。两次科场的挫败使他不得不改从时文，不过，作“时文”只是他进入仕宦的权宜之计，入仕以后则改从古文，对“时文”则取其所长而已。他对科场后生晚辈进行文章指导时也无不以“切于事实”“中于时病”为原则，其目的就是整顿不切实际的文风。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礼部贡举，引进了一大批人才，其中进士科388人，包括吕惠卿、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等人[8]，他们分别在政治、文学、思想等领域有所建树。据《宋史·苏轼传》：“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3]，虽为避嫌而将苏轼之文评为二等，但其内心看中的却是苏轼的文章。一是因为其才高，“想当然”地举出欧阳修忘记出处的皋陶关于刑法观念的例证；二是由于苏轼本文征引的典故均源自《诗》《书》等儒家经典，可看出其儒学修养与好古之志；三是最关键的一点，因为苏轼文章中提及的“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和“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观念，符合儒家宽厚仁爱的道德品质。“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7]333。欧阳修四岁而孤，母亲开启了他的蒙学教育，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将其父亲断治狱讼的事迹言传于他，因此欧阳修一生重视与民休戚的狱讼，重视以儒家仁厚之心处理狱讼案件。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举荐苏轼时又强调其“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灿然，论议蜂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臣今保举，堪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4]1706，他从苏轼身上看到的是道德仁义的修养、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以及运用文学为社会服务的才能。

二、以民为本的政事观

学优则仕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目标，孔子实施教育也培养出一批治国理政人才。读书人参与政事、表达政见需要儒家学说提供学理性支撑和理论性指导，而六经中关于政事的记载集中于《尚书》和《春秋》，《荀子·劝学》云：“《书》者，政事之纪也。”《尚书》是记言史料汇编，是古文写作的效法典范，但如何创作出适应当世的“有用”之文则不仅需要从儒家思想理论出发，更要求在具体的政事实践中积累经验。另外，创作的文章是否“有用”、能否产生政治效果也有赖于具体政事的验证。

（一）民为邦本，择吏为先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9]156，《孟子·尽心下》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9]2774，熟读儒家经书的欧阳修知道“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宋初百余年，政治环境相对安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持续发展，经济日趋繁荣，各行各业均取得较大进展。宋王朝在财政上“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产取于万民者不留其余”[10]，因此，皇室和官僚阶层可以享用大量的财富，而科考是进入仕途、实现飞黄腾达理想的最好路径。崇文政策下，“贡举重任，当务选擢寒俊”[11]，大量的读书人都想借科考改变命运，而宋代进士科偏重诗赋，故不少举子因汲汲于科考而学习儒学，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竞夺高官厚禄以满足奢华的生活需求和达官显宦的虚荣心，但对人民的真正诉求却置之不顾。

欧阳修针砭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吏事不足污子，当以文章居台阁”[4]384这种轻视吏事并利用文学才能谋求清要之职的观念。据其子欧阳发叙述，在欧阳修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之时，有人问欧阳修：“公以文章儒学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6]125《钱君墓表》中的钱冶也因为有文学才能但不及高官被视为“仕不达”，可见在台阁为官在当时被视为清要之职，不会被“吏事”这类低级而琐碎的事务烦扰。欧阳修对此深有体会，他任西京留守推官时，经常与洛中友朋交游，他的上司钱惟演对欧阳修等人“不撄以吏事”[4]2677，给予他们较多时间切劘诗文。而在欧阳修被贬夷陵时，他偶然发现此处陈年公案中“枉直乘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义害亲，无所不有”，由此想到这种情况在僻壤之乡必定广泛存在，所以“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1]45。此后，他切实履行对民的职责：“到县后，勤官，以惩洛中时懒慢矣。”[4]999这既是对洛中交游习气的收敛，更是从实践上为民办事。若国家前途和百姓的命运被掌握在只求清要而不务实的官员手中，其盛衰可想而知。

对于世人普遍以“文章儒学名天下”为尚而不屑于“俗吏之事”的态度，欧阳修却说：“吏之不职，吾所愧也。系民休戚，其敢忽乎？”[6]125在欧阳修看来，无论“政事”“吏事”，还是仅在偏僻之乡任一小官，这都是他“切于事实”的理论之实践。只有为官为吏、勤政于民才能将文章中指出的具体“时病”转化为实践，因为“儒学本不是纯思辨性的产物，而是实践的产物。儒家的终极关怀仍在人间世”[12]。同时，欧阳修“把吏看作了民和君王之间的纽带，所以只要吏履行好自己的工作就能真正做到‘表民’的职责”[13]，因此，在“百姓嗷嗷，疮痍未复”时，须“救其疾苦，择吏为先”[4]1505。

（二）“政行于民，是达也”

虽然欧阳修以“民”为本，又对择“吏”有广开进贤之路、“惟材是举”的构想，但是如他自己所言：“施于事者，有得与不得”[4]631。宦海浮沉、政坛风云，他感到“及物”理想与现实境遇存在矛盾，事实上，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他个人，更存在于当时的北宋社会中，粗略来分，有两种情况：一种如欧阳修、苏轼般多遭贬谪、仕途波折；另一种是机缘不巧、怀才不遇。

以本文所论及的钱冶为例，欧阳修在为他写的《钱君墓表》中，历叙其生平经历，肯定他不仅“好学，能为文辞”，而且为官“有能政”，还有贤母、良妻和贤子，可是钱冶的仕途却并不显达，实际上只做到知县品级，一生都从事于时人眼中的“吏事”。钱冶为官所到之处，百姓或称“神明”，或谓“钱公三瑞”，甚至为他立生祠，这足以表明钱冶颇有政治才能并且深得百姓肯定。此外，钱冶也不乏文学才能，他凭借“中景德二年甲科”而步入仕途；其后在宣州辅弼工部侍郎凌策时，凌策“尤称君文学”，并准备以文章引荐他，可是机缘不巧，“未及而策卒”。五十岁的钱冶还只在如皋任知县，故旁人感叹他“仕不达”。虽后来又有御史中丞蔡齐想要引荐他为御史，可是不巧，“会君卒”。这正是孔子所谓：“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14]更何况包括孔子在内都存在着“累德、积义、怀美”且“行之日久”却依然受穷的情况。

然而，无论是面对自身的矛盾还是像钱冶那类怀才不遇的情况，欧阳修都有自己的化解办法。首先，运用历史学家的理性的眼光，在不遇时立德立言、独善垂文，而文章的不朽价值也终会在后世显现。“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4]1057，进退自如。纵观历史长河之盛衰，钱镠虽在五代时占据吴越地区将近百年，但毕竟不得永年，而钱冶一家虽显名较晚，但其家族品行良好、贤材众多，故有逐渐显达的趋势，因为“恃力者虽盛而必衰，以德者愈迟而终显”[4]385，在困蹇时蕴畜道德，从精神层面超越不幸的人生际遇。

“遇不遇”本是古代士大夫的一个普遍现象，“文章憎命达”[15]712，不遇时，文章尤能，“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4]618。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也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4]612他提出诗文创作的“穷而后工”理论，而这个“穷”特指政治上的不遇。从作者遭遇角度探究诗文生成的原因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杜甫“文章憎命达”和韩愈“不平则鸣”理论的延伸，它们均源自作者切身的体验。仕途的经历让文士广泛接触社会，洞察世态人情，从而其文学创作也容易与民生疾苦联系，其作品也因反映时代气息而具有“不朽”之价值。

其次，基于理性，欧阳修轻视天命而重人事。他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7]397因此，对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他并不因地远官低而忽视“治民”之责，而是勤恪于公事。苏轼也如此，他在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6]苏轼因志于朝政、敢于进言而多遭贬斥，但即使被贬荒远之地也依然勤于政事，尽心力为地方人民办实事，例如灭蝗救灾、抗洪筑堤、兴办教育等等。至于钱冶，虽才高官低，但“使吾政行于民，是达也”[4]384的态度正与欧阳修不谋而合。为官为吏，应充分发挥主体能力，躬行践履与民休戚相关的各种事务，与此同时注意自身行为须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且不违背道德人格。“夫君子用其刚也，有渐而不失其时，又不独任，必以正、以礼、以说、以和而济之，则功可成，此君子动以进而用事之方也”[4]633。欧阳修主张君子应该主动作为，并且这种作为是渐进的、随“时”的、合于礼法的。

三、欧阳修之于“文学”与“政事”

有宋一代有鉴于晚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之教训，从王朝建立之始便崇文抑武，重用文臣，以科举取士，给予读书人大量步入仕途的机会。这使得宋代士大夫普遍存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意识，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7]到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8]，“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出”[19]。他们“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4]35，其文学创作中表现出对文学政治功能的重视。

（一）文章经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9]1979，欧阳修将此“三不朽”化用为“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道德的修养是首要的，而修身也为更好地治国平天下。曹丕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20]，杜甫云“文章千古事”[15]1836，二者均强调了文章永垂不朽的价值，而曹丕把文学创作与经国大业相提并论，便是针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而言的。

欧阳修也如此，不仅自身热衷于政事，创作反映时弊的文章，考察其诗朋文友圈也可发现：与之交游密切的友人中，或为位高权重者，或为关心时政的贤才，故其诗文唱和常表现出对政事的关心，而他们秉笔直书现实的创作原则无疑对欧阳修产生了影响。他赞赏石介“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4]506。梅尧臣与欧阳修关系极好，虽科场蹭蹬、位居下僚却十分关心时政，朝廷的重大事件在梅尧臣的诗中就有所反映，例如《猛虎行》是讽刺吕夷简而作，《汝坟贫女》揭示出贫民的生活困境。同样，在欧阳修影响之下的后生晚辈也注重文章的社会价值。王安石与欧阳修亦师亦友，而他以政治家自诩，他认为“所谓文者，务有补于世而已矣”[21]，故其文章直接服务于政治。再如苏轼，其母程氏在苏轼幼年时就为他讲读《后汉书·范滂传》，启发他志于政事，砥砺前行。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22]，而贾谊、陆贽之辈皆是积极为朝廷建言献策的高材敏识之士，故苏轼虽仕途未及显宦，但其经世济民的思想却从未因仕途蹇厄而改变。

（二）文学辅政事，政事验所学

“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4]618，欧阳修的理想是有“兼才”，而兼才实属难得，正如刘勰所云：“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23]兼才或通才的理想反映出文学与政事相通的一面。

其一，就名臣与儒者的身份关系来看，欧阳修指出“名臣贤辅出于儒学者，十常八九也”[4]1727，“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乱之原”[4]1128，“夫儒者所谓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达其理，而酌时之宜尔”[4]1674，故儒者应以通经致用为治学目标，博于古而宜于今。欧阳修眼中的“儒者”不是皓首穷经、闭门造车，而是为现实政事效力的“时才”。作为宋代新型士大夫代表的欧阳修既是“儒宗”“文宗”，同时也是极具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政治家，据胡柯《欧阳修年谱》，嘉祐三年（1058），欧阳修加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其制词有云：“欧阳某，道德仁义，固其深蕴，文学政事，矧乃兼长。”[4]2611儒学修养可提升处理时政事务的能力，而政事又检验所学之深浅。

其二，就欧阳修的文学主张与政治实践来说，二者风格倾向一致。欧阳修主张“文章不为空言而必期于有用”，要“中于时病”，他直躬行道，在政治实践中往往针对现实弊病提出革新主张。如庆历二年（1042），他根据自己的任职经验，在《准诏言事上书》详细分析了“三弊”：不慎号令、不明赏罚、不责功实；“五事”：兵、将、财用、御戎之策、可任之臣[4]646-652，希望皇帝力行果断，为社稷生民留意。他的整个仕宦生涯中，始终仁民爱物、以社稷为重，力求解决现实弊端。另外，欧阳修讲究为文“简而有法”，其文学风格以平易为主。其政治主张略有相似，他主张行宽简政治，“吾之所谓宽者，不为苛急尔；所谓简者，不为繁碎尔”[24]，由此可见他对文学与政事的态度一致，着眼于“时病”和“简而有法”。

然而，事业与文章“常患于难兼”，因此锐意革新、革弊救时的欧阳修提出“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的说法，这不是愤激之言，而是有意于讽时救世。因为“政事”接于人事，是将“治民”理念付诸于实践，因此具有“及物”的时效性，也更为迫切。文章虽然可以因“中于时病”而发挥作用，但落实到矫正时弊时却还需一个过程，不如可以直接着手的政事有实效。此外，欧阳修从仕途的几次挫败后也认识到对社会的革新和治理只有通过政治途径才能发挥最直接的作用力。总之，就欧阳修所处的历史环境而言，他认为文学并没有政事重要，“在他心目中，首先应以道德家、政治家自期，其次才是文学家，但这并不意味这对‘文’的轻视和否定”[25]。欧阳修注重“文”自身的独立价值，他说“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4]984，他肯定文章在流传后世中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产生是以坚持“道德文章”和“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为创作原则的，因为“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章辉光，施于事者果毅”[4]1010，提高道德修养有助于文学才能的提升；文章只有“有用”，才有实践的可能以及提供后世借鉴的意义。

要之，欧阳修“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26]，“文学”与“政事”并非不可得兼，但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风气下，他更注重政事，因为“政事可以及物”，他意在有更多的“时才”和善于处理吏事的人才切实解决社会问题，救民疾苦。对于文学，是文士仕途不畅达时的精神支撑，它的价值更体现在后世的流传中。文学才能的养成需通经学古、涵养道德、修炼人格，文章创作应“切于事实”“中于时病”，这些是针对浮靡文风和只求清要之职的不良世风而提出的。在“文学至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的认识观念下，欧阳修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经国济世的人才，同时，其切于实用的文学理论和文风革新主张延续了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思想，使宋代文坛人才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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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O].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

[25]王水照.走马塘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82.

[26]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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