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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庵早年十六枚印章赏析
摘要：王福庵早年在粤漢鐵路湘鄂綫工作，經常往返于武漢、長沙之間，直到湘鄂綫武昌至株洲段通車。他早年與唐醉石交誼頗深，王唐之間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包括20世紀初期漢上几位著名的藏書家徐行可、張仁芬、易均室、仵舜五等。張仁芬後人至今藏有十六枚王福庵早年刻製的印章，多枚印章在武漢博物館館藏重要書畫上鈐盖。王福庵的篆刻藝術對湖北的篆刻發展有着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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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庵（1880—1960），浙江仁和（杭州）人，初名壽祺，字維季，後更名禔，以字行。别號鋤石農、微幾、屈瓠、印傭、羅刹江民、石奴、福庵居士，晚年别署春住樓、麋硯齋等。王福庵性素寡言，早有持默之號，七十以後自號持默老人。王福庵是家中幼子，秉承家學，于訓詁詩文，皆富修養，十餘歲即以工書法篆刻聞名于時。年二十五，王福庵與葉銘、丁仁、吴隱等創設西泠印社，民國時期兩度任印鑄局技正。1930年後王福庵定居上海，鬻藝自給。其生平刻印，數以萬計，印宗浙皖之長，復上究周秦兩漢古印，自成體貌，整飭之中，兼具蒼老渾厚之致；偶擬明人印格，亦有會心；尤精細朱文多字印，同道罕與匹敵。著有《福庵藏印》《羅刹江民印稿》《麋硯齋印存》《麋硯齋印存重1本》《麋硯齋印存重1本續》《福庵印稿》以及《説文部屬檢異》和《麋硯齋作篆通假》等，于近代印人中，王福庵允稱翹楚，爲新浙派領軍人物。
王福庵早年精擅算術及測繪技術，供職于鐵道部門，并因爲工作緣故，曾漫游湘楚鄂渚，民國初年在漢上與唐醉石、徐行可、張仁芬、易均室、仵舜五等名流交游，留下了一批書法篆刻作品，贏得了最初的藝術聲譽。
一、王福庵1927年印事
1927年是大革命的轉折之年，蔣介石、汪精衛分别在滬、漢分共，大肆殺害共産黨，大革命前後的政治中心發生轉移。這一年，王福庵在北京已經待到了第八個年頭，早在1920年，他接受了北洋政府印鑄局技正、故宫博物院鑒定委員的職務，開始了在北京的一段穩定生活。而這一年，王福庵不得不結束在北京的生活，“自故都至漢，後由漢而寧”1。
按照現存的資料顯示，在一年後，王福庵復官南京國民政府印鑄局技正，與好友唐醉石一同主篆“中華民國之璽”“榮典之璽”等，2但不久之後就辭官定居上海，以鬻印鬻書終其一生。
應該説，1927年的政治變故，深刻影響了王福庵的出仕與退隱。這一年，王福庵印作文字，3抖露了太多的心事。
一是感時傷懷。比如在是年初，他刻有“余生四十有八髮之短者日以白”的印章；10月，他刻“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
二是徘徊無顧。比如這一年的9月，他刻“以待知者看”；仲秋時節，他刻下著名的“末技游食之民”印章；11月底，他刻“我苦在不癡不慧中”；冬天，他又刻下“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的印章。
王福庵早年的印章，大部分屬于姓名章、齋號章、鑒藏章等等，早年的書法，更是以臨摹銅量銘文爲能事，4很少有在一年的時間裏集中地通過印文内容抖露心事的情况。如果和“自故都至漢，後由漢而寧”的行迹相對照，王福庵在刻下“以待知者看”的時候，很有可能已經無法混迹于北京的職務，而在刻“末技游食之民”的時候，他很有可能將滿懷期待放在了到武漢、南京謀取新的職位上。也正是在這方著名的印章邊款上，他專門鎸刻有“自故都至漢，由漢而寧，刻此志之”的文字。但事實是“我苦在不癡不慧中”，現實并非王想像的那麽豐滿，未必如人意，所以“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思想着還是少考慮這些煩惱事吧。
這裏就有個問題了，爲什麽王福庵在北京無法混迹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來武漢呢？他和武漢有什麽情結呢？
二、王福庵早年在漢上湘鄂鐵路局的供職
從現在公開印行的資料看，王福庵刻于漢上的印章至少有四枚：5
第一枚：“舉杯消愁愁更愁”，作于1916年春，邊款爲“福庵刻于漢皋寓廬”；
第二枚：“春宵無夢不錢塘”，作于1916年春，邊款爲“旅居鄂渚，刻此遣懷”；
第三枚：“王壽祺印”，作于1919年6月，邊款爲“己未六月，福庵作于漢上”；
第四枚：“暫止便去”，作于1919年10月，邊款爲“福庵刻于漢皋，時己未十月廿日”。
也就是説，至少在1916年，王福庵應該就在武漢地區供職了。按照現有資料顯示，王福庵此時應在湘鄂鐵路局從事算術測繪和土木工程工作。
湘鄂鐵路屬于粤漢鐵路中的一部分，粤漢鐵路由清政府贖回後，1908年動工興建湖南段，粤漢鐵路湘鄂綫即指湖北武昌徐家棚站至株洲站，全長415.68公里。首站原爲武昌鯰魚套，并于1912年8月開工。後由于購地困難及所處地帶狹窄不敷應用，改在武昌下游徐家棚設置首站，鯰魚套作支綫。1914年6月，沿武昌經土地堂、咸寧、蒲圻、羊樓司、五里牌、路口鋪、雲溪、冷水鋪、岳州、榮家灣、汨羅至長沙段原古驛道大致走向勘測完畢。同年7月，湘鄂綫武長段發爲四段，興工修築路基。鐵路督辦爲詹天佑，英籍喀克斯（音譯）爲總工程師，各段配有工程師辦理分段工程，採用包工方式進行施工。1917年6月19日武昌至岳州段完全接通，全長210公里，1917年9月3日開始通行工程車。由于南津港地勢低窪、濱臨洞庭湖，路基工程困難。至1917年9月時，武長段衹有南津港未接通。原擬用便船接渡方式銜接，後决定修築南津港鐵路大橋（系單綫橋，現有遺址），并于橋北端修築長約1733米、高10餘米的土堤。1918年9月16日，武昌至長沙段362公里全部完成，開行工程車，并與長株段接軌通車。1920年粤漢鐵路湘鄂綫武昌至株洲段通車。1936年10月15日粤漢鐵路全綫接通通車，全長1094公里，10月16日首次通行直達車。6
從上面的信息可以看到，1920年，粤漢鐵路湘鄂綫武昌至株洲段通車。通車的另外一面也意味着，湘鄂鐵路局歷史使命的結束，也正是在這一年，王福庵北上受命北洋政府，接掌印鑄局技正職務。
但是在現今留存的資料中，早在1907年10月，王福庵就有一方“但開風氣不爲師”的印章，邊款署爲“將之宜昌刻此”，7怎麽解釋？
在動議粤漢鐵路的時候，一并考慮的還有川漢鐵路。川漢鐵路中的一段宜萬綫，正是宜昌到萬州，很有可能正是因爲考察宜萬段鐵路的機緣，讓王福庵早在1907年就游藝于鄂渚漢皋了。
當然，我們并不能就此確認王福庵從1907年一直到1920年都在武漢，但至少在1916年至1920年的大部分里，王福庵應該是在武漢度過的。而在北京的工作情况有所變故後，粤漢鐵路還没有完成通車，或許正是這個原因，讓王福庵再一次想到來武漢謀取鐵路段的公職。
除此之外，還有没有其他原因促成王福庵的漢上行程呢？另外，王福庵到武漢的上限時間到底在什麽時候呢？
三、王福庵早年與唐醉石的金石交
衆所周知，王福庵早年的好友是唐醉石。王福庵長唐醉石五歲，按照現有的資料顯示，他們早年最重要的金石交在1910年，唐請王仿漢印爲刻“醉石山房”。8三年後的1914年，王福庵往訪唐醉石于長沙，爲該印補款，談到“光緒甲辰（1904）夏，余于西泠印社獲交醉龍（唐醉石），以印學相切磋。嗣後東勞西燕，聚合不時。庚戌秋日，醉龍出此索刻，刻竣殊不稱意，擬重刻，以事别未果。今年夏，余游湘晤醉龍于桐蔭堂，復囑補款，夫吾兩人之交誼後先離合已十餘年，拳拳之意，金石不渝，紅爪留痕亦所宜也……”從此長款中可以得到三個資訊，一是王唐最早見面在1904年，二是1910年王爲唐刻了第一方印章，三是1914年，王補款訂交。
此後的兩年，二人互相治印若干，比如1914年，唐在長沙爲王刻了“羅刹江民”“福庵”“天壤王郎”“印傭”“王禔私印”“王壽祺”，而且在“王壽祺”印章的邊款中，更是透露王在春天來湘訪唐，唐“因事赴杭未能暢抒懷抱，秋閑返里，復與縱談金石，晨夕無間，頗極一時之樂。行將之漢，索刻此印，即以志别。嘉平月望日醉石記于水月林東軒”9云云。1915年，唐在漢口爲王刻了“相知何必舊”，在爲鼎公刻“胸有千秋恨古今”印章的邊款中專門談到“……適老友王福庵自長沙工次寄余近作一束，亦有是印……”云云，在長沙，唐爲王刻了“福庵”“天地一沙鷗”“屈瓠”“壽祺”“范崇德印”“苦晚齋”“鋤石農”“微幾”“家在西子湖畔”“草書未暇緣匆匆”等等，很多印款都提到王唐同在長沙。王也在1915年9月，爲唐刻了“蘭沼飄萍”印；到了這一年的晚些時候，王唐二人又同時在漢口，比如在“但于世所趨嗜之多淡泊”和“聽雨軒”印款中，都透露出王福庵又從湖南來到了漢口。
可以想見，王福庵其時供職湘鄂鐵路局，經常往返于武漢、長沙之間。在唐爲王刻的“王壽祺”印章的邊款中，透露王“行將之漢”的資訊，這是從實物記載中見到的王福庵最早到武漢的記録，時間是那一年的“嘉平月望日”，即1914年12月15日前後。
1943年，王福庵侄孫王乃觀在書肆得到《羅刹江民印稿》，請王題詞，王專門提到該印稿是“余甲戌、乙卯歲于役湘鄂路工時爲友人所治印”，王年老筆誤，甲戌應該是甲寅年的1914年，乙卯是1915年，正好和上面的分析吻合。10
四、王福庵與漢上藏書家的交游
在王福庵和唐醉石交往最爲密切的1915年10月，唐接連刻製了“江夏徐氏所收舊刻抄本”“曾在徐行可處”兩方印，11署款爲“製于漢皋”。這裏的江夏徐氏，即是近代漢上著名的藏書家徐行可。
徐行可（1890—1959），名恕，字行可，湖北武昌人。早年留學日本，就讀于大阪鴻文學院。回國後，他絶意仕途，學無常師，以聚書、讀書爲樂事。徐行可先後執教于武昌圖書館專科學校、北京輔仁大學、中國大學，一生收藏古籍近千箱，所涉數千種類，總共10萬册。其中明清善本、抄本、稿本、批校本近萬册，所藏古籍在全國文獻普查中定爲研究級學科藏書，極具學術研究價值。據不完全統計，徐行可珍藏的孤本數以百計，如《春秀堂詩經真本》五卷、《黄鶴樓集》三卷等均爲稀世之本。徐行可散盡家財收藏的書畫、碑帖、印章、銅鏡等共7700餘件，是珍貴的歷史文物和書畫藝術珍品。在書畫一項中，徐行可藏品中被定爲國家一級文物的就有明末四大書家之一董其昌書畫作品12件，明代“江夏畫派”創始人吴偉書畫精品等。1956年，經多方奔走協調，徐行可首批500箱6萬册古籍圖書捐贈給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接受捐贈後，該院獎勵其2萬元。他又用這筆獎金在北京古籍書店購得《武英殿聚珍版叢書》631册後，再次全部捐至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1959年，徐行可因病去世。其子女承其遺志，聯名致函湖北省圖書館，將其餘藏書4萬册古籍予以捐贈。與此同時，所藏7700餘件珍貴文物悉數捐至成立不久的湖北省博物館。1961年，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受贈古籍歸藏至湖北省圖書館，徐行可收藏的10萬册古籍完成“合璧”。
1927年冬天，王福庵刻了“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印，邊款爲“杜工部句。丁卯冬日，有懷行可刻此，預期未知得能如願否？福庵并記”云云。12在1927年最爲風雲變幻、人物動蕩的環境下，王福庵從北京風塵僕僕地來到武漢，想到的即是漢上大藏書家徐行可。可以想見，王唐應該都與這位漢上的藏書家熟識。
而有資料顯示，王福庵早年還和另外一位漢上的藏書家過從甚密。在現存有徐之謙題王福庵《糜硯齋印稿》印蜕稿本巾箱本中有“漢陽懷清齋主張仁芬季郁夫鑒藏金石書畫之章”朱文印章，三列連珠，效元人印法。這方印章，在武漢博物館收藏的金農《墨梅圖》上，也有鈐盖。13王福庵的這枚印章，受印人即是漢陽張仁芬。
張仁芬（1868—1935），字季郁，號桂蓀，晚年號簠廬退叟，是近代著名收藏家。祖居漢陽西門外，爲湖北漢陽張氏第十六代子孫，堂號一説爲“銀杏軒”。張仁芬光緒乙酉（1885）年，娶妻汪氏，丁酉（1897）年“援例入官”，在朐浦（今連雲港板浦鎮）復任鹽務官員，爲官正直，除霸安民，深得民心。丁未（1907）“再任朐浦”，適逢淮北洪水爲灾，張仁芬捐千金爲賑灾善款，“復于署左捐廉設濟嬰所，收養灾民孩童百六十名”，故離任時“士民爲建‘粒我烝民’牌坊于陶文毅公祠前，并勒碑銘于董公祠及南門小北門三處”。戊申（1908）年七月，張仁芬遷居淞滬，至辛亥革命後開始潜心收藏。張仁芬一生喜愛收藏字畫、圖書、碑帖等，齋名曰懷清齋，取“傳家敦孝友，望古懷清芬”之意。此後二十年間，“儕(5咸以鑒藏家目之”，曾經張氏之手鑒定收藏的字畫、碑拓等物甚多，目前可見者有王原祁畫《仿大癡富春山圖》、何紹基臨《西狹頌》等。張仁芬于1936年逝世，享年六十九歲，其子早逝，其孫張世模，亦喜收藏。
王福庵爲張仁芬鎸刻的印章遠不止上述一方。在張家後人提供的印蜕和印章實物資料中，14有多方署款是王福庵的印章，列示如下：
漢上張仁芬後人提供的王福庵十六枚印章具體情况一覽表
上表中所列除第一項邊款中提及的印爲吴隱所刻、款由王福庵補，并記叙和故交大藏書家徐行可同在杭州西湖人倚樓外，其餘印章均爲王福庵爲漢上藏書家張仁芬、張行方及其孫(5張世模所刻。表中第十三項所列的“漢陽張仁芬鑒藏書畫之記”朱文異形印章，在武漢博物館所藏的趙之謙《篆書讀書承志》横幅中亦見鈐盖。15
從上述表格所列的印章紀年來看，有準確紀年的印章8枚（除去爲徐行可署款的印章），而在1927年之前的印章就有4枚，可以看出藏書家張仁芬與王福庵交往的密切程度，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了爲什麽在1927年北京職務變故之際，王福庵首先想到的是來武漢碰碰運氣。畢竟，武漢有徐行可、張仁芬等一大批生氣相通的朋友。
五、餘論
綜上所述，王福庵早年到湖北，最早應該在1907年前後，很可能就是爲考察川漢鐵路宜萬綫。嗣後，有一段較爲穩定的時間安心在粤漢鐵路湘鄂綫工作，經常往返于武漢、長沙之間，直到粤漢鐵路湘鄂綫武昌至株洲段通車的1920年。
王福庵早年與唐醉石交誼頗深，王唐之間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包括20世紀初期漢上兩位著名的藏書家徐行可、張仁芬，以及易均室、仵舜五等漢上名流。16張仁芬的後人，更是至今藏有十六枚王福庵早年爲其祖張行方、張仁芬、張世模的印章，多枚印章在武漢博物館館藏的重要書畫上有鈐盖。
王福庵的篆刻藝術深刻地影響了唐醉石，王唐并舉形成了20世紀中葉的新浙派。唐在晚年回到湖北，更是影響了一大批漢上的篆刻家，如汪印農、陳定可、汪新士等等。新浙派風潮再起，王福庵的篆刻藝術再次得到大家的高度重視，不僅如此，他特有韵味的篆書、隸書，也在漢上承傳起來。
注释：
1.袁慧敏《王福庵年表》,見《近現代名家篆刻系列--王福庵印舉》,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年版｡高申傑《王福庵篆刻年表》,見張遴駿主編《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王福庵》,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年版｡
2.唐達聰《唐醉石先生治印年表》,見唐達聰編訂《唐醉石自用印印存》,臺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
3.王義驊編《王福庵麋硯齋印存》,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年版,第187頁､第141頁､第183頁､第140頁､第166頁､第149頁｡
4.在最新出版的趙雲編《王福庵書法集》(西泠印社,2018年版)中,遍尋20世紀20年代王福庵的書法作品,幾乎都是臨摹作品,很少在書法作品的文字中透露心迹｡
5.王義驊編《王福庵麋硯齋印存》,第129頁､第108頁､第7頁､第209頁｡
6.見岳陽市檔案局2014年史海鈎沉欄目,“粤漢鐵路湘鄂綫修築略記”一文｡
7.王義驊編《王福庵麋硯齋印存》,第104頁｡
8.唐達聰《唐醉石先生治印年表》｡
9.沈必晟《找尋真實的唐醉石先生--解讀“唐醉石年譜”“唐醉石篆刻藝術考論”》,載《榮寶齋》2014年第11期｡
10.張遴駿《麋硯齋印存全集序》,見江琨編《麋硯齋印存全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版,第2頁｡
11.唐達聰《唐醉石先生治印年表》｡
12.王義驊編《王福庵麋硯齋印存》,第149頁｡
13.朱莉主編《豪素生春--武漢博物館藏清代書畫珍品録》,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第219頁､第296頁｡
14.部分印章的印蜕見載于《巍巍漢陽樹--記懷清齋主人張仁芬》,該書由張家後人､北京大學教授､著名哲學家張世英題署書名,張家後人張昌德､張昌萬編著,2017年版｡
15.朱莉主編《豪素生春--武漢博物館藏清代書畫珍品録》,第296頁｡
16.見《福庵印稿》巾箱本一函四册,林章松､高申傑､戴叢傑編,秋水齋金石叢刊,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版｡
沈必晟,熊仁强.王福庵早年漢上緣——兼及王福庵早年的十六枚印章[J].书法研究,2020(02):14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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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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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4
刻字艺术自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发展到近代以后,其刻字的观念和审美情趣已经不单单被限制在这一领域当中,外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逐渐扩张到各个艺术领域。本文此次研究,主要从书法美、构图美、刀法美、色彩美、层次美、意境美等六个角度对现代刻字艺术美感的传达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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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4
唐代是中国书法的鼎盛时期，其后书法艺术不断发展成熟，篆、隶、楷诸体艺术形态被不断挖掘、充实，艺术风格更加丰富多样。武周时期所立的《冯师训碑》融隶、楷于一体，笔画方圆皆有，在唐代碑志中别具一格，与六朝“双爨”纯属二路。研究该碑可探知其独特书法艺术规律，为当代书法提供新的创作风格和美学形式，同时对武周新字研究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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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4我要评论
期刊名称：艺术设计研究
期刊人气：1416
主管单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主办单位：北京服装学院
出版地方：北京
专业分类：艺术
国际刊号：1674-7518
国内刊号：11-5869/J
创刊时间：1992年
发行周期：季刊
期刊开本：16开
见刊时间：10-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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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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