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批评家之死》是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的争议之作,以往对该作品多从其社会话题性上讨论,鲜少有研究者注意到其中的疯癫主题及其与权力运作机制之间的关系。本文以福柯的疯癫与权力理论为视角,分析《批评家之死》中“疯癫与权力”这一主题,以探索疯癫在现代语境下的归宿。
一、马丁·瓦尔泽与《批评家之死》
马丁·瓦尔泽是德国当代著名作家,被誉为德国的“文学君主”。在德国文坛他与君特·格拉斯齐名。2002年,他出版讽刺媒体霸权的小说《批评家之死》,引起巨大争议。在书中,作家汉斯·拉赫的小说在出版前就遭到了犹太评论家埃尔·柯尼希在电视节目中的抨击,之后批评家离奇死亡。拉赫因对其曾发出威胁,被定为嫌疑犯并关押。拉赫的朋友为证明其清白,努力调查并与警察、作家、学者、出版家等角色逐一见面交谈,众人各执一词,案件扑朔迷离。而拉赫在审讯面前无声抵抗最终导致自己精神崩溃,被当作精神病患者进了精神病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埃尔·柯尼希却突然出现了,他只是去旅行了,被愚弄的媒体和民众却依旧拥护他。拉赫获得了自由但选择逃离于荒岛,而自己在精神病院结识的朋友马尼则选择了自杀。
在小说之外,马丁·瓦尔泽本人的遭遇和德国文坛的轩然大波也如同小说中的情节。在发表之前媒体便渲染这是“敌视犹太批评家”的图书,而书中的批评家“埃尔-柯尼希”让人联想到“文学教皇”的犹太批评家莱希-拉尼茨基。而现实中两人一直针锋相对,德国评论界借此认定瓦尔泽在向拉尼茨基进行报复。这次风波中,对于反犹的争论甚嚣尘上,事实上小说中包含了众多元素,特别是对疯癫这一主题的思考也颇有深意,本文运用福柯关于疯癫和权力的观点重新解析这部小说。
二、疯癫与权力
福柯梳理了理性与疯癫即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得出“精神病不是一种自然的或生理方面的疾病,而是对人群加以分类的社会功能,它的诞生是历史的产物,文明的产物[1]”,疯癫是被权力塑造出来的。福柯将疯癫的历史时间线索分为三个阶段:
1.中世纪末至文艺复兴时期“愚人船”是疯癫者的归宿。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者被赶离城镇,驱遣至愚人船上,他们虽被理性的正常人边缘化,但并未被完全清除,而只是被迫流浪。
2.古典时期即“大禁闭”时代,对非理性的禁闭从此开始。疯癫被理性站在道德高地批判,疯癫是社会规范和标准规则对立面,疯癫者从社会角度被认为无工作能力、群体生活能力。医院代替了愚人船,禁闭代替了流放。疯癫已完全沉寂了,它没有丝毫的话语权。
3.18世纪末19世纪初,精神病医学建立。疯癫第一次被视为精神疾病,医生采用各种手段来治疗病人,精神病医院所建立的基本目的就是使每一个病人为他的疾病或者过错承担责任,直至将病人强行拉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来[2]。至此,疯癫者完全失去了话语权,他们直接被权威和理性进行精神审判。
疯癫的概念是由不同时期的权力运行机制来决定的,疯癫作为了理性的“他者”而存在,权力界定了疯癫并决定了疯癫的归宿。
三、《批评家之死》中的人物形象
1.权力玩弄者—批评家埃尔-科尼希
埃尔–科尼希是文坛政治群体关系的核心,他的意见是非此即彼,而他的权力也是极端性的,用绝对的判断与能力(不管是真实还是谣言)营造神话,并接受世人的崇敬。科尼希是个对作者充满恶意的自大狂,自己毫无原创性,所流传的言论大多拾人牙慧,用浮夸的表演博人眼球,昨天还是密友的作家(拉赫)下一天就被他在节目中公然羞辱。《批评家之死》的那一套电视批评节目的名称叫做“门诊时间”,暗示着“病人”和“医生”这对概念的对立。节目的设计者科尼希将自身放置在拥有治疗疾病的大权者的位置,他借助自身话语霸权来治疗所认为的文化顽疾。正如福柯眼中精神病医院中的被神化的医务人员,他掌握者话语权,使他眼中的“病人”都归于审判和沉寂。他用“对一切晦涩的、半疯癫的东西进行了清算”[3]。
随着两位当事人所在的文学圈子内的其他角色开始事情真相时,埃尔·科尼希的形象立体起来:傲慢粗鄙,夸张狡猾,利用自己的话语权玩弄媒体与大众。然而丑闻和谣言却进一步塑造了科尼希的权力地位。最终批评家在“失踪”后又戏剧化的亮相揭示了真相:原来他并非被谋杀,而是去度了假。面对这样的戏弄和欺骗,他非但没有被指责反而获得更大的名誉,批评家压倒性的胜利结束了丑闻事件。
2.权力话语下的受害者—作家汉斯·拉赫
汉斯·拉赫是埃尔-科尼希长期精神暴行和权力倾轧的受害者。早在埃尔-科尼希对他攻击之前,他就在作品《犯罪的愿望》中想象了对这个精神施暴者的反施暴。随着真相的调查逐渐揭露出埃尔-科尼希这个超级自大者如何对文学社交圈里的其他人执行精神暴刑,用媒体的方式操控着读者对一本书的判断,导致许多人都有和汉斯·拉赫同等的犯罪动机。《犯罪的愿望》有句话多次出现“一个让人觉得罪该万死的人,他果真死了,那就是现实主义[4]”,这句话也证明是拉赫谋杀了科尼希的事实。
在审判中,拉赫进入沉默和自我孤立状态。他知道在权力压制下,他没有任何话语权,再多的辩解也无济于事。在《招供》一章里,拉赫无声抵抗最终导致自己精神崩溃,他最终招供并被定为精神病患者送进了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看似对病人有着人道主义的尊重和照顾,事实上他们已经丧失了实际的自我判断和行动能力,拉赫连同这些病人被隔离在大众社会、理性话语之外,拉赫的现场是一个受迫害者的集体现场。世人认为他因无法承受犯罪事实和道德审判而走向疯癫。当最终真相大白,科尼希度假回归,事实证明汉斯·拉赫并无罪责。然而却没有人对他有更多的关注,他被默默无罪释放后,自己流亡到荒岛。
3.真理窥探者—精神病人马尼·马尼
他是汉斯·拉赫短期精神崩溃后在疯人院里认识并产生同感的一个罪犯———马尼·马尼(马尼·马尼事实上是汉斯·拉赫这个人物的另一种分身)。马尼·马尼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也是一个无法分开现实与幻觉的精神病患者。马尼·马尼十分吸引着汉斯·拉赫。马尼·马尼认为电视里的埃尔-科尼希的吼叫是对着他来的,他对电视女主播的幻想导致的针对女性的施暴最终把他送进了疯人院,最后为了冲破自我牢笼而只能实施自杀。
马尼·马尼是汉斯·拉赫的自我变体———马尼·马尼“代人自杀”,即代替汉斯·拉赫这样的受迫害者逃入死亡。他无法分开自我与施暴者,只能自我毁灭。马尼·马尼被世人看作是个疯子,在他的遗嘱中却天才般的点明了真相,亦是拉赫心中所感: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组成的社会,人们不能承认自己受到迫害,什么时候都只说自己有遭受迫害的幻觉。在这个被权力话语控制的环境下,唯有疯癫能够逃脱审判获得自由。
因此在小说结尾,汉斯·拉赫和尤莉亚为马尼·马尼建造了一座文学纪念堂。这里马丁·瓦尔泽无疑埋藏了一道福柯式的讽刺:被世俗社会认为是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却保持了理性与行为的一致,而在理性社会中的正常人,却是另一种被高度正常化的病态社会中的疯人与罪犯。只是,前者在一个由埃尔-科尼希所代表的现代社会中,已经越来越没有生存空间。
四、疯癫的本质:权力话语下的疯癫
由于现代语境下媒体化和批评家理性话语的钳制,由文学孕育出的读者和批评家,在当下已经变成毁灭写作的凶手。话语权被批评家所掌握,而反抗其权力压迫的作家已经逐渐被剥夺了理性和话语权。汉斯·拉赫的疯癫从本质上来讲是被理性社会定义的,马尼和拉赫的疯癫本质上源自背后隐藏着的巨大复杂的权力运行机制。生活在当代语境下的作家,无法逃脱隐藏在身边的监视、标准化裁决和检查,在权力规训下逐渐失去了人身自由和自由意志。面对困境,汉斯·拉赫写下了违心的忏悔并流亡至荒岛,马尼·马尼通过死亡保护了自己的个性和自由。荒岛、疯人院和死亡,事实上是对权力机制的回击,是疯癫的归宿。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2003:36
[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店,1999:94~95.
[3]马丁·瓦尔泽.批评家之死[M].黄燎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85.
[4]马丁·瓦尔泽.批评家之死[M].黄燎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28.
何朝颖.《批评家之死》中的疯癫与权力[J].文学教育(上),2020(10):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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