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以武侠为主题的古典小说在中国的历史上绵延了上千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甚至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的血脉之中。侠客这一群体是由中国古代特定文化及社会环境决定而诞生的。而武侠精神蕴含着的丰富的民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主流文化相辅相成,时至今日,武侠精神仍具有警世作用。本研究将着眼于武侠小说中仗剑行侠、快意恩仇、凛然大义的英雄主义精神探讨其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尚存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的“信仰”似乎自古以来就有些自成一格,不同于埃及神话中人们对荷鲁斯、奥里西斯、太阳神等神祗的崇拜;亦不与古希腊神话传说那般对神人同性同形却主宰万物生杀的信奉相类似。中国人信奉的神明均不是如此。天破了,自己炼石来补;洪水来了,不问先知,自己挖河渠疏通;疾病流行,不求神迹,自己试药自己治。中国的神好似不是以掌世的身份存在的,他们脱胎于中华民族在繁衍和探索世界的过程中遭遇的挫折和磨难、并在用“人”的智慧战胜了这些灾难之后成为了民族信仰的先驱、民族精神的图腾。中国人信奉圭臬,却也只信奉可被打破的圭臬,中华民族信仰的自始至终都不是虚妄的神明,而是浇筑过热血的道路以及自强不息、敢于反抗的精神。“在东海淹死了就把东海填平,被太阳暴晒的就把太阳射下来;谁愿意做拣选的石子就让他去吧,谁愿意做俯伏的羔羊也让他去吧;谁愿意跪天子跪权臣就让他去吧;谁想不问苍生问鬼神也让他去吧;斧头劈开的天地之间,到处都是不愿做奴隶的人。这就是这个民族不可亵渎的东西。”私以为此乃后世“武侠精神”的前身。
常言有道:“安得剑仙床下士,遍取人间不平人”,中国历史上一直拥有尚武的传统。正所谓:“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可消之。”当落后的社会体制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阶级利益、当残酷的封建统治将孤注一掷的百姓逼红了眼、当文明开始对压迫与剥削感到疲乏和无能为力时,人们发现了不能单纯地守望他人的救赎,转而将希望寄托于手中的武器。于是,受上古时期便流传下来的自力更生的精神的鼓舞,脱离了法制的约束,侠客群体诞生了。“武”之一字,一止一戈,虽为“武”却意在止戈。有学者认为,“武”字的本意并非兵戎相见,而是一种具有制止战争涵义的战争关键,由此可见,武侠精神最初的内涵可以理解为:时人尚武不过是推崇以战止战,拿起刀戟实则是为了维护烽烟外静默的蓝天。而“侠”最早可追溯至秦时,在汉初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也有记载。这些人往往深处市井巷陌,以低下的观点迁就世俗,却更能切身体会人间的疾苦、法律的不公甚至是统治者的昏聩。虽然时常触犯禁令,行为却始终符合道义。司马迁通过对这些“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的代表的记载,表达了他对这种“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的武侠精神的理解和赞颂。
以《史记》为例,司马迁笔下的侠士诸如朱家、剧孟以及郭解此类,其显著特点是虽出身草莽,却能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凌云豪放的古道热肠扬名于百姓之间,受人敬仰。他们通常为人谦逊廉洁:鲁国的朱家四处救济贫民,自己家中却没有拥有完整采色的衣物。同时,他不慕虚名,在帮助过落魄的季布将军之后也不居功自傲,自顾地归隐江湖去了。汉代的郭解同样以行侠闻名,他年少时嗜血好杀,及长开始反省改过,对怨仇回报以仁德,乐善好施而又清心寡欲。相传当时乡里的人们对郭解都非常敬重,只有一个人对他态度十分傲慢,郭解将此归因于自己品行操守还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于是更加约束自己,不但没有生气甚至对此人多加关照,免去了此人的劳役。
不同的思想家在对于古游侠的态度上也是众口嚣嚣、莫衷一是。先秦的韩非子将游侠认作“五蠹”中的一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是法治,而游侠正是扰乱法治的“犯禁者”也。在韩非子的眼中,古代的游侠偏重个人利益、视国家利益于不顾,其罪当诛,而统治者为了声誉以礼待之造就了社会的不安。汉代班固对游侠同样嗤之以鼻,他认为所谓游侠,是“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于强世者”的一群人,并尖锐的指责了司马迁的游侠思想:“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他认为自周王室式微,战国四公子开启了游侠的先河,此后“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根据《汉书·游侠传》中所述,“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一个强调天下有道,强调王法秩序,强调维护礼法的卫道者,自然是不能容忍罔顾法纪的游侠之流的。班固在《史记》的基础上又增述了万章、楼护等人,但更加偏向阐述这些人作奸犯科、嗜酒好杀等恶习,可见,较之司马氏,对于义薄云天、爱憎分明的游侠群体,班固显然更侧重于批判他们的背礼弃公了。
侠客作为一个曾客观存在过的群体或许其中不乏有滥杀无辜、横冲直撞、不顾人伦法纪之徒,也势必有其糟粕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是值得我们继承的英雄主义精神。当对武侠精神的研究已经发展至二十一世纪,除去“侠客”作为某种文学形式存在的情况不论,面对这一历史群体,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浓缩在时代缩影里的集体性特征精神,以此来探索现世之所缺。“侠客”实际上就是豪爽倜傥,轻生重义,勇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乱世中他们或许反抗欺压、除暴安良、嫉恶如仇,凭借一身侠肝义胆与世间的一切昏庸与腐朽作斗争,不求显贵,不拜鬼神,剑之所指扫除人间不平事;在盛世时他们又或许能够成为匡扶人间正义的最快最利的一把刀,正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相同的是,他们敬仰的英雄主义不会为教条伦理所束缚,不会因私人利益而更改,随信念而动,不惧艰险,不畏阻拦。
武侠小说作为中华民族积淀千年的精神食粮,武侠精神必然有其自身的传承性,研究武侠精神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现实意义。灾难是人性的照妖镜,病入膏肓的年份、瘟疫肆虐的国家,有人传播谣言制造恐慌、亦有人借助权势私自昧下来自全球各地的物资......可是英雄主义并没有因此熄灭它的灯火。2020年2月7日,全中国人民为同一个人,自发地在心中点燃了哀恸和悼念的蜡烛,不单单是李文亮医生,武汉协和医院的谢琳卡医生、甚至是非典时期的蒋彦永医生,他们在得知疫情时不惮被扣上“造谣”的帽子向外界传递消息试图引起群众的广泛警戒,作为疫情的“吹哨人”,有人始终尽职尽责奋斗至自已身患重疾不治,而有人至今仍伫立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李文亮医生离开了令他殚精竭虑的人间,但是我们知道“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他赔上了他的生命是为了证明,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在这场战役中,还有尽管自己衣难蔽体、食难果腹却仍然为灾区献上了毕生积蓄的环卫工人、有来自各行各业临危不惧坚韧不拔地屹立在工作岗位上抗击瘟疫的巾帼女英雄。在无处存在刀光剑影却又无处不是狼烟烽火的“小江湖”,他们都是殒身不恤、肝脑涂地拯救你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侠士。百代秾华,万古生香。我们可能无法记住每个人的名字,但全天下共同见证,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这就是英雄主义在现世的传承,这就是这个民族不可亵渎、不能遗忘亦不曾失去的东西。
21世纪,武侠小说不止代表一种停留于原始“互渗律”层次上的幼稚思维方式,武侠精神也不仅仅使人们沉溺于幻想而忽视了对合理的思维方式的重建。武侠这一概念是中华民族上古时期遗留下的习性的传承,武侠精神是凝聚在中国人记忆里无法抹灭的剪影,是至今还在影响万千中国人的代表某种英雄主义的行为模式。就像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写的那样:“即使具有最进步思想的日本人,如果在他的皮肤上划上一道伤痕来看的话,伤痕下就会出现一个武士的影子。”我相信在华夏的土地上,亦有相近的文化流淌在我引以为傲的民族的血液之中,亘古不变,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浙江古籍出版社,第955页
[2]《汉书·司马迁传》,班固,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22页
[3]《汉书·游侠传》,班固,上海古籍出版社
[4]刘大先.如何赓续武侠小说的文化记忆?[N].秦皇岛日报,2019-11-18(007)
[5]付昀夕.浅析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的差别及其原因——以《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为例[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8,33(01):36-40.
[6]张清芳,陈爱强.理性烛照的文化反思精神——新武侠小说的现代文化内蕴[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4):29-33.
顾容毓.中国古典武侠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J].文学教育(上),2020(10):118-119.
基金: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中国古典武侠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研究(编号:2019NFUSPITP0715)项目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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