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背景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抑郁是老年人群中较为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可导致显著的残疾和死亡风险增加。研究发现抑郁与认知障碍之间关联密切,并且这种关系可能受到性别的影响。在老年人群中,抑郁与认知功能及不同认知领域之间相关性的性别差异尚不明确。目的 对城市老年人抑郁和认知功能状况进行调查,并分析抑郁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及性别差异。方法 2022年9—10月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取安徽省合肥市某社区的65岁及以上老年居民作为调查对象。收集其一般资料,采用老年抑郁量表(GDS)、痴呆简易筛查量表(BSSD)分别对抑郁和认知功能状况进行评估,探讨老年人抑郁的相关因素,并分析抑郁、性别因素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认知功能的影响。结果 共纳入328名老年人,抑郁的总体检出率为14.9%。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饮酒(OR=0.362,95%CI=0.155~0.847)、与子女居住(OR=2.445,95%CI=1.021~5.853)是抑郁的独立相关因素(P<0.05)。析因设计的方差分析显示,抑郁老年人的BSSD总分及语言(命令)理解、计算/注意、地点定向、时间定向和即刻记忆因子分均低于非抑郁老年人(P<0.05)。女性BSSD总分及常识/图片理解和地点定向因子分均低于男性,而语言(命令)理解得分高于男性(P<0.05)。抑郁与性别在常识/图片理解、语言(命令)理解和地点定向上的交互作用显著(P<0.05)。结论 城市老年人抑郁风险较高,合并抑郁的老年人可能存在一定的认知功能减退,并伴有性别差异。应加强关注老年人抑郁和痴呆等精神问题,尤其是针对女性老年群体,有必要制定个体化的综合干预措施,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严峻问题。最近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达1.90亿人,占总人口的13.5%,较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上升4.63个百分点[1]。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趋严重,与衰老相关的精神问题备受关注。抑郁是老年人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两项荟萃分析显示,全球和中国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28.4%和25.5%[2-3]。抑郁不仅会影响老年人的睡眠状况和生活质量,严重时还会增加自杀风险[4-5]。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我国痴呆患者人数激增。最新数据表明,我国60岁及以上痴呆患者人数达1 507万,占全球数量的25.5%[6]。痴呆以认知功能缺损为核心症状,病程持续性进展,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我国每年因阿尔茨海默病造成的费用高达1 677亿美元[7]。老年人抑郁与痴呆密切相关,老年期的抑郁症状可能代表痴呆的前驱症状或早期阶段[8]。另外,抑郁症具有性别差异特征,与男性患者比较,女性患者常表现出更严重的抑郁症状和认知功能障碍[9]。然而目前关于抑郁症状与不同认知领域之间关系的性别差异尚不明确,特别是在高风险的老年人群中。因此,本研究旨在对城市老年人抑郁和认知功能状况进行调查,探讨老年人抑郁的相关因素,并分析抑郁与不同认知领域之间相关性的性别差异,为老年人抑郁和痴呆的早期识别和精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22年9—10月,采用年龄段分层抽样方法(65~74岁、75~84岁和85岁及以上3个年龄段),抽取安徽省合肥市某社区的老年居民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65岁;(2)具有当地户籍的常住居民;(3)患者及家属对研究内容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意识、言语不清无法配合完成测评者;(2)存在听力障碍者;(3)行动不便者。本调查通过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KYXM-202208-010),并告知参与者及其监护人研究的具体内容,签署纸质版知情同意书。
采用横断面调查样本量估算公式计算所需样本量,公式为:。其中;根据既往研究结果[3],城市老年人抑郁症状患病率为22.3%,故P取0.223;d为容许误差,取0.05。取值代入公式后,计算得出N=267,同时考虑到问卷剔除率约为20%,故最终确定所需最低样本量为321。
1.2研究方法
调查现场采用集中调查的方式,调查问卷由一般资料和量表组成。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BMI、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状况、是否有躯体疾病史、吸烟和饮酒情况以及月收入。吸烟定义为每次吸烟≥1支,平均每周≥5 d,包括曾经吸烟现已戒烟者;饮酒定义为每周饮酒≥1次,每次25~50 g白酒或250~500 m L啤酒或50~100 m L葡萄酒[10];月收入:低收入≤5 000元/月,中高收入>5 000元/月。量表内容包括:(1)抑郁症状评估采用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11],该量表包含30个条目,采用是和否两点计分,总分为30分,得分越高代表抑郁症状越重。本研究以GDS评分≥11分判定存在抑郁纳入抑郁组,其余纳入非抑郁组。(2)认知功能评估采用痴呆简易筛查量表(Brief Screening Scale for Dementia,BSSD)[12],该量表有30个条目,包含常识/图片理解、短时记忆、语言(命令)理解、计算/注意、地点定向、时间定向、即刻记忆和物体命名8个方面的内容,得分越低代表认知功能越差。本研究中GDS和BSSD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45和0.833。本研究中无效问卷标准为GDS和/或BSSD评分数据缺失。
1.3质量控制
研究过程中严格执行质量控制标准。在研究开始前,所有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及考核,以确保充分了解问卷内容。在研究过程中,每位受访者在填写问卷时均安排调查员在旁协助指导,不能自行填写者可由调查员口述问卷内容,并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完成问卷。在研究结束后,所有调查问卷现场收回,结果由两人共同整理和录入。存在逻辑性问题时,调查员通过电话与受访者取得联系,并进行核实更正,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IBM SPSS 23.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连续性变量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分类变量以相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抑郁的相关因素。采用协方差分析控制混杂因素,比较抑郁与非抑郁老年人BSSD总分和各认知领域得分。最后采用析因设计的方差分析,控制年龄、受教育程度变量后,分别以BSSD总分和各认知领域得分为因变量,探究抑郁和性别的主效应以及二者的交互效应对认知功能的影响。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研究对象一般资料及抑郁症状检出情况
研究共发放问卷342份,回收有效问卷328份,有效回收率95.9%。研究对象平均年龄为(73.1±5.7)岁;男142名(43.3%),女186名(53.7%);受教育程度为文盲108名(32.9%),小学111名(33.8%),中学及以上109名(33.2%)。城市老年人抑郁总体检出率为14.9%。非抑郁组与抑郁组婚姻状况、居住状况和饮酒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组与非抑郁组年龄、性别、BMI、受教育程度、躯体疾病史、吸烟和月收入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抑郁组和非抑郁组老年人一般资料比较
2.2老年人抑郁相关因素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以是否抑郁为因变量(赋值:否=0,是=1),以组间有差异的人口社会学变量婚姻状况(赋值:已婚=0,丧偶或其他=1),居住状况(赋值:与配偶居住=0,与子女居=1,独居=2),饮酒(赋值:否=0,是=1)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饮酒者抑郁风险较不饮酒者降低(OR=0.362,95%CI=0.155~0.847,P<0.05),与子女居住者抑郁风险较与配偶居住者增高(OR=2.445,95%CI=1.021~5.853,P<0.05),见表2。
2.3两组认知功能评分比较
抑郁组老年人BSSD总分、常识/图片理解、计算/注意、地点定向和时间定向得分均低于非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组与非抑郁组老年人短时记忆、语言(命令)理解、即刻记忆、物体命名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采用协方差分析,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状况以及饮酒变量后,抑郁组老年人BSSD总分(F=20.718,P<0.001)、计算/注意得分(F=9.083,P=0.003)、地点定向得分(F=19.357,P<0.001)以及时间定向(F=8.012,P=0.005)得分仍低于非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两因素析因设计的方差分析(抑郁×性别)
作为主效应因素,抑郁组BSSD总分、语言(命令)理解、计算/注意、地点定向、时间定向和即刻记忆得分均低于非抑郁组(P<0.05);女性BSSD总分、常识/图片理解和地点定向得分均低于男性,而语言(命令)理解得分高于男性(P<0.05)。抑郁与性别在常识/图片理解、语言(命令)理解和地点定向上的交互作用显著(P<0.05),见表4。
表2 老年人抑郁相关因素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表3 抑郁组和非抑郁组老年人认知功能评分比较
3、讨论
本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抑郁检出率为14.9%,这与对成都市和武汉市两地社区老年人的调查结果相近(16.0%和17.52%)[13-14]。一项纳入81项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中国老年人抑郁患病率为20.0%,其中城市地区老年人抑郁患病率明显低于农村地区(18.7%和24.0%)[15]。老年人抑郁可能与经济地位低、家庭支持缺乏以及合并躯体疾病等多种因素有关[16-17]。本研究发现与子女居住者抑郁风险较与配偶居住者增高,这与之前对农村地区老年人的调查结果类似[18]。原因可能是父母与子女在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激化了家庭矛盾,导致老年人抑郁风险增加[19]。有趣的是,本研究还发现饮酒者抑郁风险较不饮酒者明显减低,这可能反映了老年人对于玩乐和社交的需求[20]。社交与老年人抑郁低风险有关,老年人在与他人的交流中获得情感支持,消除自身孤独和抑郁情绪[21]。考虑到过量饮酒对身体的危害,应鼓励老年人以健康的方式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以提高自身健康素养和心理健康水平。
此外,无论是单因素分析还是析因分析,抑郁组总体认知功能评分以及计算/注意、地点定向和时间定向各认知领域评分均显著下降。抑郁是老年人神经认知功能的重要危险因素,可导致广泛认知领域的功能损害。大样本的横断面调查和前瞻性队列研究表明,抑郁与定向、记忆、注意以及计算等认知领域评分呈负相关,且老年抑郁患者表现出更快的认知衰退速度[22-23]。老年人抑郁导致的认知功能损伤涉及复杂的病理生理机制,可能与神经退行性改变、脑血管损害以及神经炎性有关[24]。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前额皮质及前扣带回的血流灌注减少和海马内N-乙酰天门冬氨酸和肌酸等代谢物的改变与执行功能、注意和定向等领域认知功能损伤密切相关[25-26]。另一方面,有认知障碍的老年人也常出现抑郁症状,主要表现为睡眠障碍、工作困难、乏力以及食欲障碍等躯体性抑郁症状[27]。瑞典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发生抑郁症的风险明显增加[28]。研究发现在被诊断阿尔茨海默病后的第1年,患者发生抑郁症的风险是一般人群的3倍以上。这表明,老年人抑郁症状与认知功能障碍可能会彼此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因此,社区健康工作者应着力于改善老年人抑郁情绪和认知功能,以减少其不良事件发生和过早死亡。
另一方面,女性总体认知功能评分以及常识/图片理解和地点定向评分均低于男性,而语言(命令)理解评分高于男性。总体来说,老年女性认知功能下降更为显著。由于生理结构差异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女性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明显大于男性[29]。例如,雌激素对神经系统具有保护作用,而绝经后女性的雌二醇水平明显下降至低于男性[30]。此外,受教育程度较低和社会活动缺乏也可能导致老年女性较早地出现认知功能损伤[31]。研究发现,抑郁与性别在常识/图片理解、语言(命令)理解和地点定向上的交互作用显著。在男性中,抑郁对常识/图片理解和语言(命令)理解的负面影响更显著;在女性中,抑郁对地点定向负面影响更显著,这可能与不同性别的抑郁症患者脑区结构和功能的差异性改变有关。研究发现,男性抑郁症患者左侧颞中回和左侧额中回的灰质体积与抑郁严重程度呈负相关,而女性患者中没有发现这种关联[32]。提示应重视老年女性群体的心理健康,制定有效的策略评估和管理负面情绪,以降低老年人抑郁和认知功能障碍风险。
表4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不同性别的老年人各领域认知功能得分
本研究探讨了城市老年人抑郁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并发现一定的性别差异,为老年人抑郁和痴呆的防治和管理工作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设计,难以得出抑郁和认知功能损伤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研究对象局限于安徽省城市地区老年人,结论的推广可能受到一定限制。因此,需要多中心、大样本的纵向研究来明确老年抑郁与认知功能障碍之间的关系。
4、小结
老年人抑郁检出率较高,抑郁与认知功能损伤有关,与各领域认知功能的相关性存在性别差异,老年女性表现出更高的认知功能下降风险。政策制定者和健康管理部门应积极开展疾病科普知识宣传,提升公众对老年人精神疾病的认识;社区医务工作者应重点关注老年人群,特别是女性群体的心理健康,做好老年抑郁和痴呆的防治工作;家庭成员应给予老年人更多的理解和支持,鼓励其积极参与社交活动,多措并举共同为中国健康老龄化事业助力。
作者贡献:田英汉、刘乐伟、杨铖负责研究的实施;凌晨、杨小雪、凡豪杰、赵鑫负责数据的收集与整理;田英汉负责统计学处理和论文的撰写;李军、夏磊提出主要研究目标,负责研究的构思与设计;刘寰忠进行论文的修订、文章的质量控制与审查,对文章整体负责,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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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2019年度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能力建设项目(皖卫医秘[2019]267号); 安徽省省属公立医院卫生机构引进高层次人才奖补;
文章来源:田英汉,刘乐伟,杨铖,等.城市老年人抑郁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及性别差异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25,28(01):47-52.
酒依赖是指个体对酒精产生强烈的渴求和无法控制的欲望,同时伴随着对酒精的耐受性和戒断症状的疾病。目前治疗酒依赖的常用方法是戒断控制,病人需要在医院接受专业医护人员的医疗监护,配合戒酒药物及心理支持以戒断酒精,帮助病人身体及心理逐渐恢复到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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