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作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其源远流长不断发展，在不同时代照映出不同光芒。从远古与兽斗动作的积累，到战争军事对练的发展至隋唐武举的开创，武术记录了各个时代的繁华与落寞。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是武术传播的不竭动力，回顾历史，夏‘校’、商‘庠’、周‘序’、春秋国学、乡学以及封建科举制度无疑都包含了国粹-武术。1840年，西方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沉睡于民间的武术便再次皎然崛起。以“神拳”集合的义和团，三元里抗英、以及各种武术协会在中华大地上油然而生。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从封建思想到资本主义思想的跨越，武术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其思想、发展方向都受到资本主义思维的影响。尤其民国年间，社会动荡、战火纷争、军阀混战、政府变迁、政治环境不稳定，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碰撞，中国武术的发展受到重大影响。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之中武术仍然不断革新继续前行。

1、武术释义

武术作为一种身体活动和一个独特的人体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的“全息元”，全面表达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精神、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1]武术作为一个名词，目前史料中最早见于南朝人颜延之的《皇太子释奠会作》诗，其云：“堰闭武术，阐扬文令。”[2]但此四言诗中的武术，乃是指军事技击术。翻检史乘，古人并没有对武术、武艺等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定义。先秦秦汉时期，拳勇、技击、角抵、手搏可归为现在武术源流。魏晋时，陈寿在《三国志》中用了“武艺”一词，它是对当时所有武技一种概括。[3]武术发展至今有人以“止戈为武”对其解释，也有人以“国术”对其称谓，从而对于武术的释义不同时代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与内涵。

在农耕文明背景下形成并发展，以套路、散手、功法练习为有机活动内容，以家传或师徒传承为主要方式，以提高技击能力为主体价值，注重体用兼备的中国传统武术。[4]在社会动荡、战火纷争、军阀混战、政府变迁、政治环境不稳定，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碰撞下，形成了以民族精神为指导思想，以西方运动人体科学和中国道教理念为理论基础，以传统武术动作为技术要素的中国式体操。新中国成立，“竞技武术”诞生，其“有规则、有特定目标、有竞争性、有时间和空间限制和连续性重复动作要求，[5]是传统武术与西方竞技体育相结合的产物。

2、民国时期武术社团成因

2.1“欧风东渐”——武术的体育化

经济的繁荣奠定了体育事业的昌盛，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西方经济的腾飞。剩余劳动力的产生让体育事业有了发展的空间。随之竞技体育在西方各国发展开来，体育作为一种传播文化的媒介不断向全世界开枝散叶。鸦片战争战败以后清政府意识到危机的严重，国内掀起了洋务运动，体操、兵操、等现代化军队训练方式被全盘引进。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后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国内一些爱国人士认识到全盘西化不符合中国国情。掀起了“土洋体育”之争，传统武术再次被提及。马良将传统武术变成规范化、集约化、精简化的新武术。客观说，“‘新武术’本质上具有传统武术向现代转型的试验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后来张之江‘国术’的先河，可以被视为是近代中国武术主动走向体育化的起点”。[6]张志江在精武体操会的基础上将武术进升为国术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以西方生理学为理论基础，结合西方竞技体育特点，举办比赛规范动作，使武术体育化，为现代竞技武术的诞生埋下伏笔。

2.2“强种强国”——武术的民族化

自鸦片战争后，“东亚病夫”成为中国人的别称，不论在政治宣传，还是在大众文化传播，可谓是耳熟能详。最弱莫于书生，重文轻武的封建思想使“东亚病夫”名副其实，正如张志江云：“习文的就只终日埋头书案，无病呻吟的，身体既得不到相当的运动，就弄成句腰曲背，骨瘦如柴，病态毕露的样子，因之一代不如一代，一辈衰弱一辈，所以被人家骂为东亚病夫。[7]民国初期，许多社会名流人士认为，“国势衰微，欲弱为强，必须先谋种族强盛”，[8]因此，武术被作为一种尚武强国的重要手段而推向社会。

素有“少年强，则国强”之说，增强国民体质需从少年开始。鲁迅曾明确指出：“儿童的情形，就是国家将来的命运。”[9]张之江也指出“要救中国，决不是单单空谈文治所能达到目的的，一定要使全国的国民奋武、讲武、竞武，才有希望。”[10]国家强盛离不开国民体质强健。从而有识之士以民族力量聚集，各地武术社团纷纷兴起。武术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凝结器，国人纷纷习武，武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

2.3“文化觉醒”——武术的世界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灵魂所在。[11]1840年，随着一声炮响，第一次鸦片争不仅打开了中国有形的门户，而且打开了中国人的思维与眼界”。[12]“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思想未能改变国家落后局面。届时国内许多学者深刻思考，国之强，需人民体魄之强壮，体之强需加文化精神的支撑。武术作为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则当之无愧为强体魄之利器，聚神之源泉。民国初张之江、蔡元培等人清晰分析民之所需，树立精神信仰，变“武术”为“国术”结合中医理论发扬中国传统武术。[13]随之武术社团、组织、协会在政府倡导下纷纷而起，树武德、传思想、办比赛、跨国表演，使武术作为一种文化面向世界。

3、民国武术社团组织类型

3.1政府主导型

清末各地农民起义爆发，在义和团的带领下，各地纷纷习武，组织成立武术社团，随着清朝政府的垮台，民国政府及爱国人士逐渐意识到武术强身健体功用，1927年在爱国人士张之江、蔡元培、孔祥熙、于右任、钮永健、张树声等人的号召下第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正式成立。它坐落于南京中央体育场(现南京体育学院)以南，主要以培养军队教官、中等以上学校体育教师以及公共体育场所指导员为目的，进行梯度人才培养，从县级国术馆到省市级国术馆再到中央国术馆成三级培养。中央国术馆以考试的形式传播，曾经举办过一次全国性的考试，这次考试对于中国武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国术馆集各家之所长，聘请各门各派高手传授学员国术。从培训内容来看有散手、拳击、跆拳道、武术套路等各种格斗技巧。经过培训之后的学员即可表演也可是实战，从现在武术的发展来看貌似那才是真正的武术。

3.2政府社会合作型

对于官助民办类的武术社团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特点，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官助民办武术社团主要依附国术馆而建立，主要有“北京体育研究社、中华国技武术研究社、中山武术社、湖北国术研究馆等”。14]这些社团以官府出资，民众管理，研究中华武术理论知识，构建国术理论框架，探索国术发展科学化之路。一时间“武术”这项民间杂耍，纵身一跃成为国家大力支持高端大气的“国术”。它的发展走向正规化，不仅有理论的支持，而且也逐渐探索科学化训练，从而不断挖掘武术各种功能，辅助中央国术馆的发展，成为中国体育的领头羊。

3.3民间自发型

民国初军阀割据，战乱不断，为自保，练习拳脚成为必要。全民的习武使之各地武术社团纷纷涌起，1910年7月7日由霍元甲组织的“中国精武体操会”正式成立，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15]标志着民国第一个民办武术社团成立。伴随精武体操会成立的民间社团还有“致柔拳社(1925)、俭德会国术社(1928.7.25)、尚德武术研究社(1928.7)、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国术馆(1928.12)、鉴泉太极拳(1932)、达摩国术社(1932.5)、忠义国术社(1934.11.14)、中华剑术研究会、蝗螂拳术研究社、郝氏太极拳社、天津武术学会(1923.7)、四川武士会、重庆冀蜀国术馆、青岛中华武术会、山东武术传习所等”。[16]他们以共同的信仰聚集，为增强全民体质不断努力。

4、民国武术社团发展规模及成就

4.1武术社团发展规模

民国武术社团主要以精武体操会、中央国术馆为核心而成立。精武体操会自1910年成立，届时全国各地分会纷纷涌起，鼎盛时期会员人数达到40万人。精武体育会采取社会团体的治理方式，公开运营，其包罗中国传统武术和西方现代体育运动，此外它还强调补充智育加入弦乐、铜乐、京剧、粤乐、书法、绘画、中医、伤科、急救、照相、狩猎、兵操等项目。[17]

1927年由张之江等人将民间的“把式”改为“国术”组织成立中央国术馆，由民国政府直接管理，形成政府主导型社会团体，形成县级、省级、国家级三级人才培养机构。组织全国“国术”考试，以及参加并举办各种武术比赛，其最具影响力的比赛有“1924第三届全运会、1930第四届全运会、1932第五届全运会、1935第六届全运会、1948第七届全运会、1929年浙江国术游艺大会、1929年上海国术比赛等”。[18]随着“国术”重视程度的提高对于“国术”的理论研究也逐渐加深，主要有著名律师、武术史考据家唐豪(1897-1959)《少林武当考》、著名学者徐震(1898-1967)《太极拳考信录》、郭希汾《中国体育史》、吴图南(1885-1988)《国术概论》等著作。[19]届时武术社团以理论与实践结合而发展，成为中国武术史里的璀璨的明珠。

4.2武术社团发展成就

自马良创新武术，到精武会的成立，再到中央国术馆武术的发展可谓达到另一个高峰。在精武体操会、中央国术馆以及民间各个武术社团的努力下武术从民间的“把式”到“国术”经历了蜕变。各武术社团摒弃门户之见，摆脱男尊女卑传统，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在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各个武术社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政府倡导下，武术精神与爱国精神结合，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国家队出国演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武术，对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加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研究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5、民国武术社团对现代武术社团及协会的影响

5.1对管理及经营模式的影响

民国武术社团管理模式主要以理事会为主，吸收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为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管理模式下的武术社团提供模板。现代武术社团依旧引用民国时期会长管理制度。政府主导型社团会长依旧由中央委派管理，民间自发组织社团社长依然以推荐、选举为主。在经营模式依然沿用发展会员模式。现代武术社团沿用民国时期武术社团的一些优良传统，并推陈出新，在宣传、发展会员、经营模式上更近一步。

5.2对教授内容及赛事管理的影响

自马良创“新武术”，中国武术的发展便有了分歧，民国初各个武术社团教授方式、内容都有差异，一部分沿用传统方式“师徒相传”，另一部分则打破陈规以教练教授学生或会员形式传播，在教授内容上一部分教授现代竞技武术套路，另一部分教授传统武术功法。对于现在武术社团而言大多数社团依然在传授方式、教授内容与民国时期相似。在比赛管理以及举办上却有别与民国时期。民国时期赛事举办主要与中央国术馆管理兼国家体育总局协助。而现代大型武术比赛主要以中国武术协会主办，各地方体育局及武术协会承办为主。

6、结语

民国武术社团以特殊的历史背景立足于兵荒马乱之中，在促进中华武术的发展方面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一时期武术社团组织形式主要由政府支持、官助民办、民间组织等形式成立。形成这三种组织的主要原因有“欧风东渐”——武术的体育化、“强种强国”——武术的民族化、“文化觉醒”——武术的世界化正是这三种因素的汇集造就了这一时期武术组织的发展。以精武体操会、中央国术馆为领导的武术团体，摒弃门户之见，摆脱男尊女卑之观共同促进武术发展。精武体操会以社会力量大力发展中国武术，创造武术社团经营管理之先河。中央国术馆更是以国家政府支持大力发展，将“把式”变“国术”创造中国体育。从理论到科学训练不断加深研究。民国武术社团是中国武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吴绪.北京体育研究社与近代中国武术的发展[J].体育文史,1990(6):34,35.

[2]邱丕相.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

[3]邱丕相.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59.

[4]周伟良.传统武术训练理论论绎[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00:23.

[5]伯纳德·F-布思.竞技､运动及社会自我调节[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4:252.

文章来源：马元琪,马文博.民国时期我国武术社团的形成与发展研究[J].武术研究,2021,6(08):71-7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