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路传承：坚定道路自信，以意识形态建设筑牢“中国之治”的根基，夯实“政党之治”思想基石

70多年来，“中国之治”创造了国家治理奇迹，全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治理国家的中国特色治理体制和中国特色治理道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坚定道路自信，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夯实“政党之治”思想基石，坚守“中国之治”特色道路。

(一)“政党之治”是“中国之治”特色道路的本质体现

在中国，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政党之治”是“中国之治”的本质特征，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穿了才知道；路走得对不对，只有人民的体会最真”。2020年，中国新冠战疫的巨大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之治”在理念和道路上的特殊性，全面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为全国人民抗击疫情坚定了信心、凝聚了力量、指明了方向，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源头治理，从长远着手，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企业，从组织到党员，切实推进依法防控、科学防控和联防联控[3]。

(二)“中国之治”的道路传承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担当

“中国之治”的道路传承首要任务是坚守“政党之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治理道路。这个根本原则坚决不能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当前，意识形态治理面临着“一元”指导与“多元”思潮的矛盾、“线上”与“线下”效果的疏离、国内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4]，给“中国之治”的道路传承增添了不少阻力和障碍。因而，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准确把控意识形态治理的正确方向，筑牢“中国之治”道路传承的根基，夯实“政党之治”思想基石。

(三)在道路自信中强化意识形态治理，增强“政党之治”的远播力

从意识形态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来看，在“中国之治”传承中必须把控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进取向，优化意识形态“三大阵地”的治理。

1.坚守和拓展“红色”阵地。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色，解答“政党之治”面临的理论难点和思想凝点，树立“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政治意识，牢固掌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和管理权。

2.稳固和转化“灰色”阵地。

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融入“中国之治”的正面宣传，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教育和网络公众号等新型媒体正面推介“中国之治”的成效和经验，清除与“政党之治”不和谐的摇摆政治立场、消极思想言论和空泛思想困惑。

3.演变和压缩“黑色”阵地。

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正面驳斥那些有意抹黑、恶意攻击和蓄意污蔑“中国之治”的不满情绪和敌对舆论，扫清一切淡化、空化和污化“政党之治”的负面言论和极端意识。

二、理论传承：坚定理论自信，以目标追求阐明“中国之治”的精髓，实现“大国之治”伟大复兴

在百年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之治”逐步形成和完善了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其正确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无数实践中得以证明。在“中国之治”传承中，必须坚定理论自信，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引，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目标追求阐明“中国之治”的精髓，实现“大国之治”伟大复兴。

(一)“中国之治”的理论基础

“中国之治”的实践辉煌背后是强大理论基础，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饱含坚实的理论源头、丰富的实践依据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既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基石，也有“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仁宣之治”“康亁盛世”等典型模式的有益滋养，还有新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共产主义的不懈追求及“大同社会”“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共同奋斗[5]。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之治”理论自信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成为了“中国之治”的理论指引。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之治”的理论支撑

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强化治理理论创新，提出并逐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一系列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理论体系，人民中心论、民生为本论、公平正义论、法德共治论、体制创新论、不忘本来论、群众工作论、基层重心论、总体安全论和党的领导论确立了我国社会治理的目标、机制、方式等基础理论架构，不仅坚持和继承了我们党过去的成功治理经验，而且对当今社会治理实践实现了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的重大突破，成为了促进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大国之治”迈向“强国之治”的坚实理论支撑、强大思想武器和伟大行动指南[6]。

(三)“中国之治”理论体系的优化与完善

“大国之治”是“中国之治”的体现，集“政治”、“德治”、“法治”、“自治”和“智治”于一体。“中国之治”的一个重大目标追求在于不断加强理论创新，以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大国之治”科学化、精准化、法制化、长效化、智能化，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

1.进一步丰富内涵和模式，筑牢“中国之治”的硬核。

“中国之治”已实现了“治理”代替“管控”，“法治”接替“人治”。新冠战疫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内涵和模式，筑牢“中国之治”的硬核：一是治理模式上，将“文明之治”“大国之治”“政党之治”“人民之治”和“科技智治”“良法善治”“民主自治”“区域联治”深度融合，全面夯实“中国之治”的理论底气、制度底气、文化底气；二是治理主体上，促进治理主体行政化向市场化转变，构建多元市场化主体共同治理体系，形成灵活高效的共同治理机制。

2.以新执政理念优化治理理念，锚定“中国之治”的航标。

将党的新执政理念全面融入“中国之治”理论体系，进一步落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人民至上”“依法治国”“凝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在大的问题上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鞋子合适不合适，自己穿了才知道”“必须识民情、接地气”“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一分部署，九分落实”[7]等思想理念，把准“中国之治”的航向。

三、制度传承：坚定制度自信，以制度建设扩大“中国之治”的优势，强化“人民之治”政治成色

制度是治国之重器，良制是善治之前提，“中国之治”的最大优势是制度优势。坚守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百年韬略，“人民之治”是“中国之治”傲视全球的核心价值。在“中国之治”传承中，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制度建设扩大“中国之治”的优势，强化“人民之治”政治成色。

(一)“中国之治”的优势源于“中国之制”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之制”不断探索、发展、创新和完善，形成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助推“中国之治”独具特色，造就了许多“西方之治”难以比拟的制度优势和制度支撑：一是“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政党领导制度；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四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五是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军事制度[8]。

(二)“人民之治”的升级赖于“中国之制”

“中国之治”的实践来自人民，“中国之治”的目标服务人民，“人民之治”是“中国之治”的根源和核心。“人民之治”的递进和升级发展，必须依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创新和完善。

1.以坚持党的集中领导为纲。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完善的最坚强后盾，党的领导制度不断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最核心内容，逐步建立和完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9]。

2.以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完善必须坚持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主辩证统一，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创新毫无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和实践成果要充分体现、凝结和固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中。

3.强化顶层设计为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过程中，必须准确把握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辩证关系，按照“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着力，在根本制度上“坚持和巩固”，在基本制度上“完善和发展”，在重要制度上“填补空白”[10]。

4.以“全面深化”为基。

时刻遵循“全面深化”的根本要求，既要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改革创新全面落在实处，也要督促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最新成果融会贯通到区域社会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中，提升驾驭能力和治理水平。重点是变革政府治理模式，把“统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建立和完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

四、文化传承：坚定文化自信，以文化创新寻求“中国之治”的认同，承载“文明之治”世界担当

中国乃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礼仪之邦，“文明之治”是“中国之治”传承中不可或缺的行动取向，更是“中国之治”承载“世界之治”的重要表象，以建设“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之治”中展现中国责任和中国担当。

(一)“中国之治”的文化奥秘在于“文明之治”

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既是这个国家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也是这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完善的基因。在“中国之治”的演进中，文化发挥着最基础、最持久、最深远的作用，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了精神根基。独特的文化基因、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历史源流，形成了“中国之治”的独特思想体系、思辨方式、智慧形式和治理模式。“中国之治”的文化奥秘，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继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大幅提升文化软实力，全面巩固了全党全社会的团结统一思想，更好构筑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坚实铸就了中华文化新辉煌。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治”的鲜明对比中，具有更加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11]。

(二)提升“文明之治”的文化驱动力

只有以文化创新赋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内生能力，才能真正提升“文明之治”的文化驱动力。在寻求“中国之治”的世界认同中，承载中国“文明之治”世界担当。

1.加强文化创新，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修炼内功，夯实世界大同的文化基础。一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铸就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所需的精神感召力、社会凝聚力、价值吸引力、思想影响力，培育和形成“中国之治”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二是充分发挥红色革命文化在“中国之治”中的引导功能、教化功能、传动功能，培育社会善治的精神支柱、精神要素、动力源泉，把准“文明之治”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三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国之治”中的导向作用、保障作用和整合作用，阐释“中国之治”的价值公共性，促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凝聚新的共识，最大限度破解“文明之治”所面临的意识形态挑战和精神思想难题。

2.加强文化开放，在内化外援的前提下借用外力，构建“文明之治”共同体。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立场、方向、方法去内化和转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主动借力系统优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体系和完善中国“文明之治”的方略。在加强中国与各国政府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基础上，更大力度、更高层次推进理论界、文艺界、企业界、传媒界、群团组织、民间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向全世界宣介“中国之治”的丰富内涵和价值追求，促进世界多元文化聚同化异，达成“文明之治”共识，实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契通和互融，形成“文明之治”共同体。

参考文献：

[1]王俊程,胡红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与新时代展望[J].甘肃社会科学,2018(6): 53-60.

[2]王义桅,张鹏飞.论°中国之治”的内涵､特点及进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7-15.

[3]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J].求是,2020(5): 4-8.

[4]范美香.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的使命担当与实现路径[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15-21.

[5]秦正为.“"中国之治”︰历史形成､制度优势､重大意义[J].大连干部学刊,2020(6): 5-8.

[6]魏礼群.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的新进展[N].光明日报,2017-08-07(11).

[7]文秀.习近平总书记的执政理念[N].学习时报,2014-03-03(01).

[8]宋才发.制度优势是"中国之治"根本优势[J].广西社会科学,2020(2) : 20-28.

[9]李妍妍.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领导制度[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1): 59-61.

[10]辛世俊,刘艳芳.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J].学习论坛,2020(2): 5-9.

[11]姜辉.“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础与文化奥秘[J].江淮论坛,2020(1) :5-9.

文章来源：钟荣丙.以“四个自信”开辟“中国之治”的传承路径[J].延边党校学报,2021,37(04):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