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法”作为中医最重要的治法之一，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近年来，肿瘤疾病高发，但因其病因夹杂，病机多变，故不同医家对其治疗法则的选择多有不同，但唯以“和法”受到一直认可，一则和阴阳气血偏颇，可达机体稳态，二则和解人瘤失衡，可维持带瘤生存之态，这是中医“和法”理论治疗肿瘤的重要体现[1]。本文拟通过追溯中医“和法”及“和法”治疗肿瘤的历史源流，探索中医“和法”的思想内涵，以期对肿瘤临床治疗提供借鉴参考。

1、“和法”之源流

1.1“和法”起源于《内经》

中医“和法”理论最早起源于《内经》,其围绕“和于自然”“和于整体”两方面阐述了“和法”概念。《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出养生之道需“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内修精神，外养形体，方能形与神和谐共俱。基于此法，《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调于四时应“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三月……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冬三月……早卧晚起，必待日光……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是以顺应季节阴阳之变化。《素问·生气通天论》提出调于昼夜之“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是以顺应时辰阴阳之变化。“和于自然”,人与自然规律相和谐，即是天人相应思想的具体体现，从其规律则病不起，逆之则失和。

“和于整体”则涵盖和于阴阳、脏腑、气血、荣卫等方面。《灵枢·天年》有言：“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然阴阳者万物之总纲，脏腑、气血、荣卫等皆可以阴阳分而论之，“营卫相随，阴阳已和”(《灵枢·五乱》),“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素问·至真要大论》),“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腑不合则留为痈”(《灵枢·脉度》),故而任一方面的偏颇都会影响整体失和，最终归于阴阳失调。《素问·生气通天论》言：“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故“和法”之精髓在于阴阳平调，亦是疾病治疗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1.2“和法”运用于《伤寒论》

东汉末期张仲景在《内经》基础上，对“和法”进一步延伸，将“和法”证治具体化。张仲景之“和法”以八纲辨证为基础，提出六经辨证体系，将八纲辨证融入六经辨证中，六经细化为三阴三阳，而三阴三阳以病位分为表证、里证、半表半里证。表证之阳在太阳，表证之阴在少阴，里证之阳在阳明，里证之阴在太阴，半表半里之阳在少阳，半表半里之阴在厥阴，可见阴阳乃辨证的总纲。《伤寒论》第58条：“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平调阴阳乃张仲景治病宗旨，其涵盖调和表里、营卫、寒热、脏腑等失和状态，纠正机体失偏，治则上运用调和之法，方药上使用和解之剂。

太阳表证之营卫不和者，“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荣气和，荣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荣气谐和故尔”(《伤寒论》第53条),“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伤寒论》第54条)。营行于脉内属阴，卫行于脉外属阳，营卫相和，维持正邪间平衡，机体不易受外邪侵扰。若营卫失和，卫不固外，营不内守，则导致营阴外泄，邪随之入里，当以调和营卫的代表方剂桂枝汤治之。

半表半里之证，《伤寒论》重点强调不可汗、吐、下，需以和法为解，根据证之变化使用柴胡类方如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柴胡桂枝干姜汤等。小柴胡汤是治疗少阳证的代表方，在《伤寒明理论》中，成无己首次注解小柴胡汤属于和解表里剂[2],言：“伤寒邪在表者，必渍形以为汗，邪气在里者，必荡涤以为利，其与不外不内，半表半里，既非发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对，是当和解则可矣，小柴胡汤为和解表里之剂也。”半表半里之阴证厥阴病，以寒热错杂为特点，如“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此为脏寒”(《伤寒论》第338条),以乌梅丸主之，寒热并用。此外，泻心汤类方如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黄连汤等亦是平调寒热常用方，有适证而择适药。

里证之阳明病和太阴病以调和脏腑为主，阳明病“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伤寒论》第208条),“烦躁，心下硬，至四五日虽能食，以小承气汤少少与微和之”(《伤寒论》第251条),“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伤寒论》第70条)。故而有形实邪，张仲景多采用缓下治法，以和胃气，存津液为要，非见其实皆以大承气汤峻下之。太阴病乃脾之气血失和“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伤寒论》第279条),太阳病误下转入太阴，以桂枝汤倍芍药与之，是为和法，桂枝加芍药汤为太阴经之和剂。张仲景将和法融入到六经和八纲辨证之中，遣方用药以恢复“阴阳自和”为目的，同时平调寒热、荣卫、脏腑气血，全面兼顾，使机体维持稳态。

1.3“广义和法”概念确立于《景岳全书》

明清时期，张景岳秉承《内经》和《伤寒论》的思想，对广义“和法”进行具体阐述，创立补、和、攻、散、热、固、因八阵，其中“和阵”是对“和法”理论的阐述和具体运用。《景岳全书·和略》言：“病有在虚实气血之间，补之不可，攻之又不可者，欲得其平，须从缓治，故方有和阵。”张景岳以“和方之制，和其不和”为原则，认为“和法”非具体和解一法，而是八阵中其他治法的综合运用，无论补、攻、散、热、固、因中的一种或几种治法联合的运用，最终达到中和目的的方法即张景岳所阐述的“广义和法”之意。“凡病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温而和之；兼热者，凉而和之”(《景岳全书》),可见，补、行、温、凉四法皆是“和法”的体现[3]。张景岳重视调理脾胃和调畅气机，“土兼四气，其于补泻温凉之用，无所不及，务在调平元气，不失中和之为贵也”(《景岳全书》)。脾胃为气机升降的中心，脾胃调和则气机通畅，邪难停留。调和脾胃是其核心思想，运用补泻兼施、寒热并用、升降同调等法，以达和合的目的。“和阵”之方亦体现“和”的思想，如病痰饮水湿者，以张仲景的“以温药和之”的思想为原则，仍以调理脾胃为主，配合理气药，使得脾胃健运，水湿得化，气机通调，湿有出路，邪去而正不伤。治痰之方多以二陈汤合平胃散化裁而来，如二陈汤加味之金水六君煎、六安煎、和胃二陈煎、菩术二陈煎，以及平胃散变方之和胃饮、排气饮、大和中饮、小和中饮[4]。

1.4“狭义和法”概念首提于宋金元时期

“和法”作为“和解”的治法始于宋金元时期，狭义“和法”概念由成无己首次提出，并将和解少阳法归属于狭义“和法”的范畴，指出小柴胡汤是和解半表半里的代表方剂。《伤寒明理论》言：“病有在表者，有在里者，有在表里之间者。此邪气在表里之间，谓之半表半里。”“与小柴胡汤，以解半表半里之邪。”金元四大家的刘完素和李东垣推崇成无己和解理论，认为半表半里之邪，汗吐皆不得法，当和解为要，且和解剂药性平和。除柴胡类方剂外，刘完素在《宣明论方》中将解表里之实的防风通圣散归于和解剂。危亦林认为和解剂能解少阳之邪，言其“用药致和而且平”,遂将和解剂单独列于《世医得效方》中，其中收录香苏散、香葛汤、参苏饮、冲和散、神术散等和解之方[5]。

1.5“狭义和法”广泛应用于明清时期

清·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提出“汗、和、下、消、吐、温、清、补八法”,首次明确“和法”是一种重要的治法，认为半表半里之邪，唯有和解一法，“和法”亦是八法中的核心，“有清而和者，有温而和者，有消而和者，有补而和者，有燥而和者，有润而和者，有兼表而和者，有兼攻而和者。和之义则一，而和之法变化无穷焉。”变化在于方证之变，证不同则方随变之，少阳兼表证者，于柴胡剂中配解表药，兼里证者，柴胡剂加清里药。后世多尊崇此说，将“和法”作为指导临床治疗的核心。汪昂承袭成无己“和解”之意，认为和解剂，当涵盖和解少阳，调和肝脾，调和肠胃，《医方集解》中所收录和解剂皆归于此三类，其中和解少阳包括以小柴胡汤为主的柴胡类方剂，调和肠胃以黄连汤为主的黄连类方剂，调和肝脾的逍遥散、痛泻要方等，这已成为现代和解剂分类的基础。戴天章是拓展“和法”定义的代表，在《广瘟疫论》中言“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认为和法在于平其寒热、虚实、表里之偏颇，避免过之和不及[6]。

2、“和法”论治肿瘤之源流

2.1《内经》论肿瘤体系

2.1.1肿瘤之病名

肿瘤在历代中医医著中与“积聚”“瘰疬”“噎膈”“癥”“癖”“岩”“菌”“瘕”“瘤”等病名描述相似。殷墟甲骨文就有“瘤”的记载，《圣济总录》认为“瘤之为义，留滞不去也”。《内经》中记载了昔瘤、筋瘤、肠覃、石瘕、积聚、噎膈等。

2.1.2肿瘤之症状

《素问·玉机真脏论》记载有：“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真脏见，十月之内死。”所述症状与肿瘤终末期的临床表现极为相似。

2.1.3肿瘤之病因病机

《内经》认为“瘤”的形成与正气不足、外感邪毒、情志失调、饮食不节有关，“喜怒不适，食饮不节，寒温不时”“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着而不去”“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正气虚”“邪气居其间而不反”“邪气胜之”,均可致脏腑、气血、阴阳等诸多不和，痰、瘀、毒相互胶结，终而成积也。然肿瘤病机复杂多变，虚实夹杂，互为因果，正气亏虚是病之本，痰、瘀、毒三者为其标。《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阳化气，阴成形。”对于肿瘤来说，正气属阳，痰、瘀属阴，阳气虚则无以化痰瘀之阴邪，阴盛亦阻碍阳气的通达，故阴阳失衡是导致肿瘤发生和进展的根本。

2.1.4“和法”论治肿瘤

对于肿瘤治疗，非“和”难以平衡。一者阴阳调和，具体在于调和脏腑、寒热、气血等，“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泻其有余，补其不足，阴阳平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以平调寒热，调气和血，补虚泻实之法，达阴平阳秘之稳态。二者正邪平和，采取固本清源之法，正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固本始终贯穿于肿瘤各阶段治疗中。“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通过调动和增强正气，以恢复机体抵御外邪的能力，清源则视证之变化而调整，采取“客者除之，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逸者行之”,因势利导的原则。然固本中当平补，清源不可过于攻伐，“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使补不留邪，攻不伤正，以和为期。三者标本相和，肿瘤病情变化多端，需判断标本之缓急，准确决断。病之初起者，正盛邪轻，以泻其实为主，保存正气，需注意先安未受邪之地，以防传变；中期邪盛正虚者，补泻兼施；晚期久病邪深，正气微弱，以补为要。标本兼顾，以平为期。总之，《内经》辨治肿瘤十分重视阴阳偏颇、正邪关系以及标本缓急，及时调整诊治策略以保持动态平衡，从而达到治瘤的作用。

2.2《伤寒论》论肿瘤体系

《伤寒论》“和法”理念主要体现在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及厥阴病篇中。肿瘤由正虚及痰、瘀、毒邪相互影响所致，在肿瘤进展过程中，这些致病因素呈现动态变化，导致气机失常、阴阳失衡，表现为虚实夹杂、寒热失调等病机特点。《伤寒论》六经病特点及其传变规律与肿瘤的发展及转移相一致，外邪袭表，正邪交争，在正虚邪盛条件下，邪气以传经或直中方式侵入机体[7,8]。

2.2.1肿瘤之太阳经病变

肿瘤因正气本虚，外邪极易侵袭传变，病之初起或在放化疗后可表现为太阳病证，以营卫不和的表虚证常见，凡表现为恶风、鼻鸣、头项强痛、脉浮缓等症状的肿瘤患者，可用桂枝汤调和营卫。

2.2.2肿瘤之少阳经与厥阴经病变

邪入半表半里，则“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气机郁滞，日久成积，邪无所出，故少阳病多郁久化热，厥阴病多寒热错杂。张仲景认为，半表半里之邪不可行汗、吐、下之法，唯有和解尔。对于临床常见的肿瘤，见寒热往来、口苦、咽干、目眩、默默不欲饮食等属少阳证，以小柴胡汤和解表里。厥阴病属半表半里偏阴证，表现为寒热错杂之象，“厥阴病，饥不欲食，消渴……心中疼热，气上撞心，下利而不止”。可见一入厥阴，邪深病重，厥阴病是六经传变的最后一经，也是肿瘤发展到晚期或复发转移的阶段，此时体内寒热错杂，正虚邪恋，虚实难辨。故此时当以和解为法，需寒热并用、攻补兼施。临床见体虚乏力、寒热错杂、汗出、大便或硬或溏、食欲不振等，以代表方剂如乌梅丸、半夏泻心汤、黄连汤等平调寒热。

2.2.3肿瘤之阳明经病变

邪入阳明，则易燥热伤津，与实相结于肠内，则为阳明腑实证，以腹满不通为主要表现。肿瘤患者本因瘤之消耗而气阴两伤，放化疗后，热毒深入肠腑，煎灼肠中津液，致燥屎结而不下，表现为发热、烦躁、腹胀满、大便不通，宜调和肠胃，清热增津，缓缓泄下，以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为主，不令致大泻更伤气津，以防实去正亦衰，无以抵抗癌瘤而反助瘤之戒。

2.3《景岳全书》论肿瘤体系

2.3.1肿瘤之特点

张景岳对肿瘤的特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将肿瘤以积、聚分而论之，辨有形无形、在气在血之别。“凡无形之聚其散易，有形之积其破难，临此证者，但当辨其有形无形，在气在血，而治积治聚，自可得其梗概矣”。积聚特点在于积属血分，为有形之邪，易积难破，聚属气分，为无形之邪，易聚易散。

2.3.2肿瘤之病因病机

张景岳认为，积聚是饮食、血气、风寒三者为患所致，“积聚之病，凡饮食、血气、风寒之属，皆能致之，但曰积曰聚，当详辨也”。积聚的病机与其特点相关，积为有形之邪凝而成瘤，病有定处，聚为无形之气聚而成肿，走串无定处，时聚时散。“诸有形者，或以饮食之滞，或以脓血之留，凡汁沫凝聚，旋成癥块者，皆积之类，其病多在血分，血有形而静也。诸无形者，或胀或不胀，或痛或不痛，凡随触随发，时来时往者，皆聚之类，其病多在气分，气无形而动也”。

张景岳对积聚病因作了详细阐述，一者饮食之积其病位在左胁，此处为胃之大络，阳明宗气之所，其病机因饮食不节，伤于脾胃，运化不及而渐成积，言：“阳明胃气一有所逆，则阴寒之气得以乘之，而脾不及化，故余滞未消，乃并肠外汁沫搏聚不散，渐成积矣。”其治疗以和为主，不妄用攻下之法，以防伤于胃气，“当以渐消磨，求法治之，慎毋孟浪欲速，妄行攻击，徒致胃气受伤，而积仍未及，反以速其危也。”二者风寒之积病在募原，“是故虚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着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然风寒为无形之邪，若非有形实邪存于内，则无以成积也。张景岳认为，风寒致积实乃寒邪与食积搏结而成，“饮食之滞，非寒未必成积，而风寒之邪，非食未必成形，故必以食遇寒，以寒遇食，或表邪未清，过于饮食，邪食相搏，而积斯成矣”。对于本证应治其有形之积，不可用散寒疏风之法，因寒易化热，积成非风，发散恐伤正气，“积以寒留，留久则寒多为热，风以致积，积成则证已非风，故治此者，亦但当治其所留，不可发散，以再伤其真气也”。三者痞之积病位不固定，血积多在下腹，而气积与食积在中、下腹，“痞之积，凡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本无定所，大都血积多在下，而气积、食积，则上自胃脘，下自小腹，凡有留滞，无处不可停蓄”,治疗需详审所因，辨证治之[9]。

2.3.3“和法”灵活运用于肿瘤治疗

张景岳认为，积聚治疗总不过四法“曰攻，曰消，曰散，曰补”,并分缓急以论之。病之初起者，正气未损，治以攻法，“盖缓之则养成其势，反以难制，此其所急在积，速攻可也”。若“不堪攻击”“积聚下之不退，而元气未亏者”,当用消法，以缓下积聚“融化而潜消之”,宜用消导剂如和中丸、草豆蔻丸、保和丸、大小和中饮等。若积聚日久，正虚邪盛，不耐攻法，当以补法，顾护脾胃为主，扶助正气，气盛则气血得以运行，不致邪气更盛，“只宜专培脾胃以固其本……使主气日强，经气日通，则积痞自消”。若妄用攻法使正气更虚，则犯虚虚之戒，“则不死于积而死于攻矣”。若脾肾不足，中焦不运，下焦不化，正气不行，则邪滞而居之，治疗应“但当察其缓急，皆以正气为主”,宜五味异功散、养中煎、温胃饮、归脾汤等。若肝肾不足者，宜理阴煎、肾气丸、暖肝煎等，补正气以除积聚，“故凡治虚邪者，当从缓治，斯缓急之机，即万全之策也，不独治积，诸病亦然”[10]。

2.4“和法”论肿瘤丰富于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以金元四大家为主的各医家对癌病的讨论愈加丰富，将“和法”治疗范围进一步扩大，凡以调和为目的治肿瘤的方法皆归于“和法”范畴。李东垣强调“人以胃气为本”,对于指导肿瘤治疗具有较大意义。朱丹溪认为，块乃有形之物，气不能成形，痰与食积，死血也，在中为痰饮，在右为食积，在左为死血，大法咸以软之，坚以削之，行气开痰为主，不可专用下药，徒损其气，病亦不去，当消导使之熔化，其死血块去，须大补，并认为痰饮、食积、血瘀为病因，采用攻邪和补益为法，攻其坚，补其虚，以达机体平衡[11]。陈无择在病因上对积病进行阐述，分为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三类，“五积者，五脏之所积，皆脏气不平，遇时相逆而成其病”(《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认为积病内因在五脏之气失衡，遇外因扰动，致生克紊乱而形成五积之病[12]。

2.5“和法”论肿瘤鼎盛于明清时期

自明清时期后，医家对癌症认识越来越深入，也对“和法”应用更为广泛。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指出以“屡攻屡补，以平为期”为治疗肿瘤之法，并按病程进展划分为初期、中期及末期，言：“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则任受攻且补；末者，病魔经久，邪气侵凌，正气消残，则任受补。”其疗法与现代肿瘤分期相吻合，根据病情进展程度选用攻补之法，调和正邪之偏颇，使机体达动态平衡状态，以控制肿瘤进展。林肯堂在《证治准绳·杂病》中也提出肿瘤分期治疗法，即分初、中、末三期，言：“初治其邪入客后积块之未坚者……除之、散之、行之，虚者补之。及乎积块已坚……便从中治……坚者削之，咸以软之，比时因邪久凑，正气尤虚，必以补泻迭相为用。若块消及半，便从末治，即住攻击之剂，因补益其气，兼导达经脉，使荣卫流通，则块自消矣。”对于肿瘤的治疗以攻补兼施为法，实则是调和阴阳之变化，荣卫之流通，和其不和者而消瘤。李梴所撰《医学入门》中认为，“五积六聚皆属脾”,并提出“不足平补是上医，养正积自除”,平补之法需先辨明阴阳、寒热、虚实。陈士铎《辨证录》中详细介绍肿瘤的治疗着重在于调和肝脾，脾胃同调，平补阴阳，脾胃虚寒用温土消瘕汤，肝郁克脾则用平肝消瘕汤，脾胃虚弱选用补中益气汤等。

3、小结

中医“和法”的思想起源于《内经》,运用于《伤寒论》,发展于宋金元时期，成熟于明清时期。“和法”的源流发展一则是从《内经》《伤寒论》到《景岳全书》的广义“和法”,一则是以成无己为代表的狭义“和法”。“和法”之含义由“和其不和者”,逐渐具体化为“和解”。“和法”之剂以小柴胡汤“和解少阳”的组方思维，演化为和解阴阳、气血、寒热之偏颇。基于“和法”的两条发展线，肿瘤的论治思维也由此形成发展起来。肿瘤病机复杂，变化多端，历代医家对于肿瘤的论治治则虽有不同，方药各异，却也万变不离“和”之宗旨，唯有“和法”能在繁杂的病因病机变化中，维持人与瘤的平衡共存。“和法”与当今“带瘤生存”理论相一致，是治疗肿瘤的根本法则，也是中医整体观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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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编号:82104585);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编号:H201478);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课题(编号:ZHY16-120);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编号:yjscx2017002);

文章来源:耿雪,迟文成,林霄月等.中医“和法”论治肿瘤源流考[J].河北中医,2023,45(10):1739-1742+1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