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每年新发原发性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病人达6万例，死亡35万例[1]。肝切除手术依然是治疗肝细胞癌的首选方法，但HCC术后病人2年复发率高达45.0%[2],5年复发率高达67.4%,且5年存活率仅57.3%[3]。面对肝癌术后的高复发率和短暂生存期，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相较于其他癌症病人的心路历程更为复杂，心理负担更加繁重，极易出现恐惧、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进而影响他们的心理韧性[4]。心理韧性即个体在消极环境中保持良好身心状态并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5]。研究认为，良好的心理韧性能帮助病人在面对疾病时快速做出生理和心理上的调适，对后期治疗及提高生存质量具有重要预测作用[6]。疾病获益感是个体在经历创伤性生活事件过程中获得的个人、社会、心理、精神层面上的积极改变[7]。研究发现，疾病获益感与应对方式均可影响肿瘤病人应对疾病的能力及心理状态、身体健康的恢复及生存质量的提高；同时肿瘤病人的心理韧性受其应对方式影响，即积极应对方式可调动病人的主观能动性，改善其心理韧性[8]。目前，少有研究探讨肝癌术后复发病人这一群体的疾病获益感、应对方式对心理韧性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的疾病获益感、应对方式对其心理韧性的影响，为护理人员帮助肝癌术后复发病人提升心理韧性水平、提高生存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2021年3月—2023年3月于天津市某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住院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病人为研究对象。根据统计变量分析的要求，样本量应为变量数的5～10倍[9],本研究中一般资料量表11个变量，心理韧性量表为1个变量因子，疾病获益感量表含6个变量因子，应对方式量表含2个变量因子，共20个变量因子，考虑到20%的丢失率和无效应答率，样本量至少125例。纳入标准：1)接受过肝切除术且病理确诊原发性肝癌；2)术前未接受任何抗肿瘤治疗；3)再发的肝脏结节通过两种影像学检查或穿刺活体组织检查证实为新生肿瘤结节；4)年龄≥18岁；5)完全了解病情；6)小学及以上文化水平，具有良好的沟通与读写能力；7)积极配合本研究。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或其他恶性肿瘤者；2)有严重精神疾病既往史者。

1.2调查工具

1.2.1一般资料问卷

广泛查阅资料后由研究者根据研究目制定，包括病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宗教信仰、婚姻状态、工作状态、居住地、人均月收入、主要照护者、是否了解疾病分期、患病时长。

1.2.2心理韧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10,CD-RISC-10)

该量表由美国心理学家Connor和Davidson研制，后经过其他学者反复修订而成的简化版量表，既可用于一般人群又适用于临床样本的心理韧性测评[10]。本量表共10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方法，从“从不”到“几乎总是”计0～4分，得分越高说明心理韧性水平越高[11]。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5,内部稳定性较好，具有良好的心理学特征。

1.2.3疾病获益感量表(Benefit Finding Scale, BFS)

该量表由刘谆谆等[12]对癌症病人的疾病获益感量表进行跨文化调试，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癌症病人疾病获益感量表。该量表包括接受、家庭关系、世界观、个人成长、社会关系和健康行为6个维度，共22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明病人疾病获益感水平越高[12]。量表平均内容效度为0.97,其Cronbach′sα系数为0.95,折半信度为0.89,重测信度为0.93。

1.2.4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CSQ)

该量表由姜乾金根据心理防御机制内容编写而成，适用于健康与疾病相关的各类研究使用[13]。共20个条目，分为积极应对维度与消极应对维度，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5级计分方法，从“肯定不是”到“肯定是”计1～5分，得分越高表示病人面对疾病时的积极和消极态度的强度越强。该量表消极维度和积极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10和0.787[14]。

1.3调查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在某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住院病房，通过方便抽样法选取研究对象及发放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向研究对象介绍研究内容、目的、意义、用途等，征得研究对象同意后向其解释问卷填写方法，然后发放问卷。问卷由病人独立完成，如有填写困难，由调查员根据病人回答代为填写，完成后由调查者当场收回。有疑问的问卷进行当场核实，发现遗漏项目及时进行补充。数据录入前对问卷进行审核(剔除呈单一性、波浪性作答的问卷),数据录入后对数据进行再次核对。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15份，排除中途退出、研究数据缺失等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10份，有效回收率98.41%。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7.0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若不满足正态分布或方差齐性则采用非参数检验；定性资料采用例数、百分比(%)表示；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明确心理韧性与疾病获益感、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法探索疾病获益感、应对方式对心理韧性的影响。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肝癌术后复发病人一般人口学资料及心理韧性情况

本研究310例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年龄18～80(57.86±11.48)岁，患病时长0.1～11.0(0.97±1.78)年，其他一般社会人口学资料见表1。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的心理韧性得分为(27.57±5.72)分；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居住地、主要照顾者病人的心理韧性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不同人口学特征的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心理韧性得分比较

2.2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疾病获益感及特质应对方式得分情况

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的疾病获益感得分为(67.46±16.66)分，条目均分为(3.07±0.76)分，各维度条目均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个人成长、健康行为、世界观及接受维度。特质应对方式中积极应对方式总分为(36.82±8.04)分，消极应对方式总分为(27.74±9.60)分。详见表2。

表2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疾病获益感及特质应对方式量表得分(n=310)

2.3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心理韧性、疾病获益感及特质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心理韧性与疾病获益感呈正相关(r=0.374,P<0.01),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r=0.240,P<0.01),与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r=-0.460,P<0.01),即病人心理韧性越强，其获得的疾病获益感越明显，应对方式越积极。详见表3。

表3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心理韧性、疾病获益感及特质应对方式的相关性(r值)

2.4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心理韧性影响因素的分层回归分析

以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的心理韧性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包括性别、居住地、文化程度、主要照顾者)为自变量纳入分层回归分析的第1层，疾病获益感各个维度纳入第2层，特质应对方式中的积极与消极应对方式纳入第3层，进行分层回归分析(α入=0.05,α出=0.10)。自变量进行赋值：性别男=0,女=1;居住地农村=0,城镇=1;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初中或高中=2,专科或本科=3,硕士及以上=4;主要照顾者父母=1,子女=2,配偶=3,其他=4。以主要照顾者为参照设置哑变量，X1=父母(0,1),X2=子女(0,1);X3=配偶(0,1);X4=其他(0,1)。疾病获益感和特质应对方式各个维度得分为连续性变量，以原值输入。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疾病获益感共可解释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心理韧性的变异量32.8%(调整后R2值由第1层的0.100变为第2层的0.428)的变异，应对方式可解释心理韧性总变异量的2.5%(调整后R2值由第二层的0.428变为第3层0.453)。详见表4。

表4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心理韧性的分层回归分析

3、讨论

3.1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心理韧性现状

本研究中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的心理韧性水平较低，低于Campbell-Sills等[15]研究中普通民众的心理韧性得分，后者得分为(31.78±5.41)分。这可能与肝癌疾病的特性有关。肝癌切除术后复发病人除要忍受疾病手术带来的痛苦，还要承受术后复发的心理煎熬，这双重压力对病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冲击[4]。本研究中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一般资料中的性别、主要照顾者是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心理韧性的独立影响因素。其中男性病人的心理韧性水平明显高于女性病人，该结果与Friborg等[16]的研究结果一致，后者显示男性病人更倾向于采取问题导向的方式应对疾病压力，以行动而非情感表达为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更强的心理韧性。此外，本研究主要照顾者为配偶的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心理韧性得分较高。研究表明，在应对疾病负性事件时，配偶作为病人的亲密伴侣，会帮助病人调整生活方式，适应新的环境变化，并在相处过程中共同感知压力，评估压力，沟通压力，在压力应对过程中相互帮助，彼此依赖[17]。提示护理人员应关注肝癌术后复发病人配偶的心理应对水平，增进夫妻亲密关系，进而提升病人的心理韧性水平[18]。

3.2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疾病获益感是影响其心理韧性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中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的疾病获益得分为(67.46±16.66)分，表明病人存在一定程度的疾病获益感，但水平较低，与国外相关研究结果[19]基本一致。原因可能是由于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已经历过一次手术治疗的身体创伤，复发的二次打击和肝癌的高死亡率使肝癌病人的负性情绪比其他癌症更为严重[20],病人感知到的疾病获益较低。提示医护人员应高度重视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的心理状况，对病人进行积极有效的早期评估，识别低疾病获益感水平病人，并进行积极引导，改善其心理体验。本研究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疾病获益感共可解释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心理韧性变异量的32.8%,低于陶丽[21]的研究结果。本研究结果显示疾病获益感6个维度中接受维度、世界观维度及成长维度对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的心理韧性具有预测作用，其中接受维度得分较高的肝癌术后复发病人一般能够认同和接受自身的疾病状况，这种态度能够帮助其更好地面对现实，从而减少内心的冲突和焦虑，更好地应对后续的治疗和生活变化[22]。但本研究中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的接受维度得分低于疾病获益感中的其他维度，这可能与肝癌疾病本身和复发事件作为严重的应激源，导致病人通过心理认知、应对方式等中介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缺乏人生意义及价值的想法，进而不愿意接受疾病事实[23]有关。提示医护人员除了给予病人基础护理外，应加强对病人的心理支持与疏导，讲解疾病治疗的先进技术和相关知识，消除病人的不确定感，并引导其积极面对复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并在逆境中认识自我，重建自我，成长自我[6],同时提供专业的疾病指导及出院随访，提高其疾病接受能力，最终使其从疾病中获益，从而提高心理韧性水平。此外，建议护士在护理肝癌术后复发病人时应协助他们采用积极、科学的方式应对疾病这一负性事件；同时建议为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群体开展负性情绪管理及应对策略的相关心理指导，感知疾病获益，以提升自身心理韧性水平、提高生活质量。

3.3应对方式对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心理韧性存在正向影响

本研究中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积极应对方式与心理韧性呈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心理韧性呈负相关；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则显示，积极应对方式是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心理韧性的影响因素。这可能与肝癌相较其他癌症预后更差，给病人带来的创伤较大、创伤后成长明显有关。有研究显示，肝癌病人存在创伤后成长，这种创伤后成长使病人保持乐观心态面对疾病，同时有助于病人选择积极方式应对创伤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更好地调整心态和面对现实，进而影响其心理韧性[23]。同时，较高的心理韧性水平有助于肝癌术后复发病人面对疾病，主动寻求帮助，从而能积极应对疾病[24]。说明心理韧性和积极应对方式是相互影响的。此外，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维持身心健康，通过接受外界的支持和自身积极、正向的调整，获得正确的世界观和亲密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从而养成强大的心理韧性[25];反之，消极应对方式是一种消极的应对策略，不仅无助于病人缓解疾病造成的心理压力，由此带来的负性情绪还会影响病人的身心健康，影响其心理韧性[26]。鉴于此，建议临床护理人员对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病人积极进行疾病宣教，使其对术后效果及预后产生符合实际的期望，培养其勇敢面对困难、主动寻解决问题的能力，尽己所能为病人提供个性化的照护服务，并帮助其树立正向的疾病观和应对方式，最终提高其心理韧性。

4、小结

本研究探索了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心理韧性与疾病获益感及特质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的心理韧性水平较低，且疾病获益感、应对方式是心理韧性的重要预测因素，即疾病获益感强烈、积极应对的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其心理韧性水平较高。由此提示临床护理人员应加强对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的积极引导，给予其更多的关怀，采取适当措施改善其负性心理、提高其疾病获益感和积极应对的能力，最终增强病人的心理韧性。本研究是一现况调查研究，研究对象仅来自天津市1所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建议未来研究可进行多中心、大样本调查研究。此外，本研究发现主要照顾者为配偶的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心理韧性水平较高，因此建议未来可开展肝癌术后复发病人及其配偶心理应对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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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专科)建设项目,编号:TJYXZDXK-011A;

文章来源:岳仙,王艳晖,郑瑞双,等.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病人疾病获益感､应对方式对心理韧性的影响[J].全科护理,2024,22(21):4091-4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