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学界对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的研究远在传统的古代天文学研究之后,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陈久金先生和刘尧汉、张公瑾等老一辈学者,是民族天文学史研究的学科奠基人。由于有关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的传世资料和文献相对来说很少,并且传统天文学的成就突出表现在历法的使用中,而历法运用于实践生活,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因此,学界对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的研究,主要侧重点是研究其民族历法的使用情况。需说明的是,笔者既是综述过往研究,在提法上自然依过往研究而定,以天文历法史为文题名,而不单以天文学史或历法史为名。

云南是著名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同时由于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因素,民族文化相对原始。因此早在少数民族天文历法史研究的早期,云南就受到了重视。1976年,陈久金和张公瑾等人就到西双版纳的傣族聚居区进行过天文历法的调研。如今对云南少数民族天文历法史的研究涌现出一批优秀成果,故而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展望。

在进行少数民族天文历法史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对每个少数民族都一一进行研究的,正如陈久金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一书前言中所说:“对55个少数民族不可能进行逐个进行研究,只选择有代表性的民族进行深入研究。大致按华夏、东夷、苗瑶、百越等进行分类。同一族系的民族,在天文历法方面也较为接近。”[1]对云南少数民族历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6个少数民族中,这16个少数民族,其主要聚居地和文化重心都在云南。[2]同时必须指明的是,少数民族天文历法史的研究对象,不是指研究某一少数民族所有历史时期均使用过的历法,而是指源自于该民族内部或者主要由其自生形成逐渐融合其他历法优势的历法,强调本民族历法的原生性和创造性。

二、综合研究专著

整体对云南少数民族历法史进行研究的专著,目前笔者所见仅李维宝、李海樱合著《云南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研究》一书,对云南16个少数民族的天文历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开创了云南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研究的一项空白。[2]此外,陈久金的《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1]《彝族天文学史》[3]和由其主编、李晓岑等人参著《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天文历法卷》[4]也有相当一部分章节涉及云南少数民族天文历法史研究。概述性的文章有李晓岑的《云南少数民族天文历法概述》[5]和卢央、邵望平的《云南四个少数民族天文历法情况调查报告》。[6]而对单个云南少数民族进行的历法研究,则呈现遍地开花的趋势。大体上,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行用的历法可分为物候历,太阳历和阴阳合历三种类型。由于各民族所经历的历史进程与对外交流程度的不同,其使用的历法特点也不同。

三、不同历法类型的研究

(一)佤族、独龙族等民族的物候历传统

物候历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历法,它还只是依据物候变化对时间季节做出周期性的认识,属于历法的雏形。经研究,目前云南少数民族中有物候历传统并且遗迹依稀可寻的有佤族、布朗族、基诺族、独龙族和怒族。对佤族历法史的研究,有杨铸、曾启智的《耿马佤族历法调查》和李维宝的《佤族历法试析》,此外还有鲁国华《西盟佤族的“星月历”》。关于布朗族的研究有李海樱、李维宝《布朗族的天文历法知识刍议》。[7]关于基诺族的研究专文有李海樱的《基诺族历法解析》,对其历法情况做了简析。至于独龙族和怒族的物候历研究,由于资料稀缺以及形态原始,实际上是从其民族史志和对当地的口头调查资料中提取有关信息进行研究,并未形成专文。

总之,对云南少数民族物候历的研究专文数量不多,其一自然是资料少,再则物候历本身已足够原始,难窥全貌,故而实际上研究范围并不广,而深度亦有待拓展。

(二)傣族的阴阳合历历法传统

在云南少数民族中,阴阳合历的使用以傣族最具特色。该历法受印度佛历和中原农历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融合特征,然而又并未被两者同化,而是自成系统。云南少数民族中以行用阴阳历为传统而未被汉族农历同化独立发展的,唯独傣历。傣历又称“祖腊历”,又对中南半岛曾使用的“赛迦历”称大历而言,称“小历”。该历法以朔望月周期纪月,重视置闰,同时又对外吸收了数字纪年和星期纪日等天文纪日方式。

对傣族天文历法研究最深入的是陈久金和张公瑾两位先生,《傣历中的干支及其与汉历的关系》一文探讨了傣历中干支的用法与农历的关系,并且认为早在两汉时期,傣族先民就已经吸收了汉族农历中的干支计时法。[8]此外《汉历干支与傣历干支》一文也着重对比分析了傣历干支和汉历干支在使用上的差异。《傣历研究》一文则综合研究了傣历独具民族特色的各个方面。[9]张公瑾先生还有《傣族历法中年长度的四则运算》从天文精算的角度,对傣历年长度计算方式的科学性进行分析。[10]此外还有李维宝、李海樱《傣族历法与农历异同的由来简析》着重分析傣历与汉历的不同以及由来,[11]吴之清的《试论南传佛教对傣族天文历法的影响》一文则讨论了南传佛教对傣族社会尤其是历法的影响。[12]总的来说,对傣历的研究相对较多,研究范围不仅局限了傣历本身,还注重傣历与汉历、佛历之间的关系。

(三)以彝族、白族、哈尼族等为主的太阳历传统

在整个少数民族天文历法史的研究中,有关彝、白等民族“十月太阳历”的发掘是最引人瞩目的一页,其又简称“十月历”。关于中国在阴阳历之前是否存在过其他历法,一直困扰学界,由于史料阙如不得进展。“十月太阳历”发掘首当其冲的重大意义,即从侧面上证明了极有可能有这样的纯阳历历法系统在农历之前长期行用过。其引人瞩目的第二点在于,在假如它是上古古历成立的情况下,许多学者,将中华文明中一些重要的问题结合这种古历重新解释,如天干地支、河图洛书、周易八卦。这就不得不引起相关史学、民族学研究者的重视。该历法最初是在彝族聚居区中发现的,因此研究重心和主要研究成果均体现在彝族传统历法的研究中。早期研究多以彝族十月太阳历称呼,其实并非专指。

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专文有《凉山彝族二十八宿初探》[13]、《凉山彝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14]和《关于云南小凉山彝族十月太阳历的调查及其初步分析》,[15]初步分析了十月历的面貌。其中刘尧汉、陈久金在《论彝族太阳历》一文对已有的十月历资料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阴阳历之前存在此种太阳历。[16]《彝夏太阳历五千年——从彝族十月太阳历看<夏小正>原貌》用所发现的十月历去解释《夏小正》,认为《夏小正》根本不是阴阳历而是太阳历,并将彝族太阳历与其合称“彝夏太阳历”。[17]《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和证实过程及其与中华文化的普遍联系》《阴阳八卦五行起源新说》两篇文章开始将这种古历运用于解释中华早期文明。同时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即认为十月历根本不存在。彝族学者罗家修的《彝族历法是阴历不是太阳历》[18]《再论彝族历法是阴历不是太阳历》[19]两篇文章认为彝族只有传统的十二月历,而没有所谓的十月太阳历,彝文典籍中也找不到证据。但随后不久红河彝族学者师有福发现了有关十月历的彝族文献,进而产生了师有福的《试论彝族十月兽历的产生及其影响》,陈久金的《滇南十月历文献<天文历法史>的发掘和研究》[20]两篇文章,从文献方面论证十月太阳历的存在。

20世纪90年代,对十月太阳历的研究继续走向深入,同时争论也越来越大。刘尧汉等人合撰的《中国彝族和墨西哥玛雅人的十八月太阳历法》认为在彝族区发现的十月历与玛雅古历具有诸多相似性,并且还提到彝族区还有一种十八个月的太阳历,十月太阳历当是从十八月历衍生而来的。[21]接着刘尧汉先生又撰《中华彝族十月历和十八月历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一文论证两者的地位。运用十月古历解释上古文明的文章,这一时期有苏佩颜《彝族十月历与阴阳、五行、八卦》[22]、龙正清的《彝族先天八卦历法浅析》[23]和郝葆华、李敏《中医理论中的五季五行与十月太阳历》、李乔的《彝族太阳历与〈诗经•幽风〉的正释》。可见这一时期十月太阳历被广泛运用于解释上古文明问题,难免有附会之嫌。普珍的文章《从“10”和“18”探索彝族十月历、十八月历的渊源》则在刘尧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十月和十八月两种太阳历的划分进行辨析。同时李维宝还对彝族新年、十月历的研究进展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产生文章《论彝族新年》《彝族十月历新证》[24]和《十月太阳历研究进展》。[25]尽管90年代随着十月太阳历文献的发掘为其存在又添新证,但有关其究竟是真实存在还是人为编造,彝族传统历法究竟是什么争议仍在继续。罗家修著《古今彝历考》一书认为彝族从来不存在十月太阳历。

进入21世纪,有关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研究专文明显减少,但争议不减。其中易谋远《彝族历法述论》认为彝族的历法来源是历数之祖颛顼,后来一直沿用阴阳历,否认十月太阳历的存在。[26]蒋南华《彝族历法研究》则认为结合彝族的历法传统,不可能存在一年分十个月的太阳历,这种“伪历”很可能是近代洋教在彝族偏僻区所伪造出来的。[27]此外蒋南华先生还著有《彝族古宇宙论与历法研究》一书也认为十月太阳历属编造。[28]

在云南诸多少数民族中,白族是与中原交往较多的民族,历史上曾是南诏和大理政权的主体民族,南诏时先民曾多次奉唐正朔,白族民族历法如今早已难觅遗迹。但根据学者张旭的调查,今怒江的白人支系勒墨人文化较为原始,因此保存下来一种结构类似十月太阳历的古历。学者张旭在《白族的古老历法》中对其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勒墨人为白族支系,约在元或明初迁入僻远地区,进而较多传统文化得以保留。[29]此外有关白族历法的研究专文还有李晓岑《白族天文历法研究》,[30]在他的《白族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中也有章节涉及白族历法。

不单是在白族,在哈尼族、傈僳族中也发现了十月太阳历的痕迹。有关傈僳族历法的内容,由于资料匮乏,实际上主要是从其民族史志之中窥探,对其研究的专文,笔者所见的仅李维宝《傈僳族传统历法拾遗》和韩立坤《傈僳族时间观念初探》。[31]对哈尼族传统历法的研究稍多,白祖额在《哈尼族计算历法的“轮”》中指出哈尼族使用一年分为十个月,每月分36天,一年360天的太阳历。此外还有《哈尼族历法探源》《哈尼族历法的演变》。而为则《哈尼族天文与历法知识》[32]和王尔松《哈尼族纪年与节日》[33]、李维宝与鲍梦贤《哈尼族三大节日溯源》[34]则对哈尼族的历法知识和传统节日进行了研究。

总之,对十月历研究的专文比较多,这与其作为古历而被学界讨论有关。十月历文献在云南红河等地的相继发掘,已经给它的存在提供了文本证据。十月历的存在已经无需置疑,目前看来,十月历的确有可能是一种在边缘少数民族地区得以保存的远古太阳历,但应审慎看待,不应对其做过度阐释与猜想。对十月历的研究依然要立足于其是不是古历这个问题上,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确证是古历,那么无疑“十月太阳历”将会是整个中国天文历法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笔。它的存在不仅见证了远古时期的民族交流,更能深化当前学界对中古历法来源的认识。不仅是天文历法史,在民族学中也将有很深远的研究价值。

(四)阿昌、拉祜等民族的历法

对阿昌族和拉祜族等民族的历法使用情形,目前学界对其研究稀缺,由于资料少,亦很难更进一步,故而不能笼统判断其究竟属于那种历法系统。有关阿昌族的有李维宝《阿昌族天文初探》,[35]关于拉祜族的有李维宝所作文章《拉祜族历法刍议》,均属于简要概述,研究不算深入。纳西族又称磨些族,主要活动地域在丽江一代。关于纳西族传统历法的研究,有朱宝田、陈久金的《纳西族二十八宿与星占》和《纳西族东巴经中的天文知识》,[36]对纳西族独具特色的文献资料东巴经和星占方式进行了研究。硕士论文《纳西族古代天文历法研究》则对纳西族历法的各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37]

四、总结

研究少数民族天文历法史,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还有突出的现实意义。中古天文历法史研究中,最早的历法形态只能追溯到夏小正,在阴阳合历之前是否行用过其他形态的历法,一直困扰学界。显然,中古时期的历法不可能一开始就以阴阳合历的形态出现,而直接跳过历法发展的萌芽和初期阶段。依靠现存史料确实不能厘清该问题,而中古时期历法形态又是不断发展趋向精化的,那么如何才能窥探中古时期历法的初期形态呢?这就要求研究者把眼光从内地转移到边疆,从传统的文化核心区转移到边缘区。云南许多少数民族由于历史进程和民族生活习俗的缘故,仍保有许多形态原始的历法,十月历发现于大小凉山彝族之间,当不是偶然。同时对一些云南少数民族原始的物候历的发掘,有助于窥探历法的萌芽状态。因此,云南少数民族的天文历法史研究,对于中古时期的历法史研究具有拾遗补缺的作用,对于理解中古时期的历法形成过程颇有助益。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化版图以汉文化为主,少数民族虽有自己的文化内容,但总体而言,其文化发展是不断受到汉文化影响与同化的过程。这种观点忽视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主体性和多样性,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学中的“线性史观”,已被学者广泛质疑。王小盾先生认为民族研究应注意“高文化”特征,具体而言,“中国西南各民族,均有上千年可以考据的历史。这些民族的文化均是经过制度化的传承而保存下来的……其历史积累则蕴藏丰富的知识含量。”[38]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天文历法史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核和历史进程有更深切的认识。

综上所述,云南大多数少数民族均有自己悠久的历法传统,但对其进行梳理不难发现一些问题。

第一,资料少,涉及学术史的问题而无法对其断代,只知历史时期使用过这种历法,不知道究竟何时行用。就研究方法而言,其研究多依靠民族学研究的方法,田野调查和走访口述是主要途径,由于文献不足引征,造成主观有失偏颇和无法对照印证的问题。就研究问题来说,除了有文献支撑的“十月太阳历”研究相对深入外,大多少数民族的历法研究实际上只是在尽量复原其历法的使用情形,研究结果也多停留在这一步。

第二,我们不难发现,对云南少数民族天文历法史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高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21世纪进入低潮。这是因为在已有的研究资料被充分发掘的情况下,新研究动力不足,需要新资料或者新方法的推动。同时,李维宝是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历法最为精深的学者,著述颇丰。

第三,若将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历法史的学者笼统划定为十月历支持派和十月历否定派的话,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历法史的,主要是天文学研究出生的李维宝、陈久金等学者。他们大多是肯定十月历的学者,其研究很多是建立在“十月太阳历”研究基础之上的,哈尼族、傈僳族的历法均有十月历的痕迹,应有这方面的主观因素。而假设十月历根本不存在,则会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情况。否定十月历的学者,如罗家修、蒋南华、易谋远多是民族学、人类文化学学者。两者争论有时不可开交,但其实没有认清一个问题,十月历学者所研究的十月历是作为华夏古历在少数民族中得以保存而存在的,与彝族历史上以阴阳历为传统并不矛盾,将讨论点放在彝族历法传统上,解决不了“十月太阳历”究竟存不存在这个意义更深远的问题。

总之,笔者认为对十月历的研究会一直持续,而对于单个民族历法使用情形的研究,由于在已有资料下已经趋于饱和,因此,如何拓展研究路径和深入挖掘是面临的主要问题。当下最需要的是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料,需要尽快翻译出来。如彝族毕摩的数量越来越少,对翻译彝文典籍就是一个损失。在复原工作的基础上,至少还需在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一是各民族之间的历法交流,尤其是与汉族历法的交流与融合。二是对各少数民族的历法使用及其天文观测方式,要尝试做出科学性的评估,以便更深认识。展望未来的研究,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有待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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