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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经营主体技术的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2020-12-14    178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生产经营主体是渔业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具体实施者,他们对渔业技术的实际需求和应用体验是科技成果能否有效转化的关键因素。结合实地典型调研和问卷调查,探讨总结不同类型渔业经营主体的渔业技术需求强度、特色渔业技术需求技术内容和优先序、需求的技术服务种类和优先序等,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不同类型渔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用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经营主体个体特征、生产经营特征、技术服务获取途径、参加技术培训情况等是影响经营主体技术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但影响的程度不一样,是否加入合作社则对育苗技术之外的其他技术需求影响程度较为显著。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一系列提高渔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加强渔业科技需求与供给有效对接的对策建议。

  • 关键词:
  • 技术需求
  • 渔业技术
  • 渔业科技
  • 经营主体
  • 育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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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科技是实现我国渔业由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变的重要驱动力,渔业科技创新是实现渔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而生产经营主体是渔业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具体实施者,他们对渔业技术的实际需求和应用体验是科技成果能否有效转化的关键因素。由于水产技术的多样化以及技术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再加上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之间的个体特征、生产特征、信息获取渠道等不尽相同,他们能够承担技术带来风险的能力也是不同的,造成经营主体对技术需求及服务渠道差异较大[1]。因此,研究影响渔民技术需求与采纳的因素,尤其是不同规模经营主体的技术需求影响因素,可以为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优惠扶持政策和技术推广模式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使得现有渔业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对技术应用产生更强的激励效应。研究渔业技术的供给与需求匹配问题,能够让科研工作者或技术研发者更加清楚渔民的实际需要,从而研究出符合渔民实际需求的渔业技术,保证渔业科技研究的投入在实际生产应用中真正发挥效用。为此,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结合实地调研,对不同类型渔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用需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了解实践中不同类型渔业新型经营主体的渔业技术需求强度、特色渔业技术需求技术内容和优先序、需求的技术服务种类和优先序等,试图揭示特色渔业生产中养殖户技术采用行为特点,为制定行之有效的渔业科技发展政策、解决当前渔业技术供给与需求的失衡问题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参考,同时也有助于创新渔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提高渔业技术推广服务效率。


一、渔业经营主体技术服务需求现状分析


(一)数据来源

论文中数据来源于对特色淡水鱼养殖地区选取重点和发展典型的市县或乡镇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和典型案例访谈,调研地区包括广西藤县、苍梧县和龙安县,安徽省六安、滁州等,江苏省东台、吴江、高邮等县市,江西省鄱阳县和进贤县等,湖北省仙桃市和监利县,以及广东省佛山、清远等地。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经营主体的基本情况。

渔户在选择技术时,会受到自身特征的影响,本文在研究渔户技术服务需求受到自身特征影响时,主要从渔户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从业时间、劳动力数量等变量来进行分析。

2.渔业生产状况。

渔户的技术选择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生产经营状况的影响,本文会选择家庭收入、养殖模式、养殖规模及产量、基础设施条件及土地流转等变量描述渔业主体的生产经营状况。

3.渔户对水产技术的采用情况。

涉及的主要水产技术服务分别为育苗技术、养殖技术、鱼病防疫技术、加工技术、营销技术、信息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技术等。主要描述变量包括:技术采用种类及需求程度、技术服务主体、技术服务渠道、技术服务满意度等。

4.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

渔户在选择技术时会受到包括技术采用成本、基础条件、技术盈利性、政策扶持以及跟踪服务等因素的影响。

5.技术培训。

主要包括参加技术培训的形式和途径、渔民对技术培训效果的评价等。

6.组织化程度。

主要是渔户参与合作社的情况,包括渔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合作社提供的服务内容以及渔民对合作社的满意程度等。

(二)渔民对不同生产环节技术的需求程度

考虑到不同技术服务需求之间权重区别不大且存在排序的问题,笔者将各类经营主体的技术需求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育苗技术需求为一类、养殖技术和鱼病防疫技术为一类、加工技术为一类、剩余的三个技术:营销技术、信息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技术聚为一类。这四个分类,恰为渔业育种到销售全过程的四个阶段。

图1主要生产技术服务的聚类分析

本研究将渔民的技术需求意愿分成五个等级,分别为“迫切需要”、“比较需要”、“一般”、“需求较低”、“不需要”[2]。从对调研渔民的技术服务需求结果来看(见图2),60.6%的经营主体对鱼病防疫技术表示“迫切需要”,有近一半(48.5%)的经营主体对养殖技术表示“迫切需要”,16.7%的经营主体对育苗技术表示“迫切需要”,对于营销技术、信息技术、现代经营管理技术,表示“迫切需要”的分别为10.6%、15.2%、12.1%。综合来看,无论是普通养殖户还是新型经营主体,对鱼病防疫技术和养殖技术的需求程度都较高,而对加工技术、营销技术、信息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技术等有需求的主要是专业大户和龙头企业。

(三)渔业技术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

表1渔业技术服务主要供给主体排名

目前在渔业生产中,水产技术服务主体主要有:基层水产技术推广部门;渔药或饲料经销商;渔资经营门市;高校及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或渔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亲友乡邻等。根据问卷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被调研渔民接触频次较高的前五种技术服务供给主体是渔药或饲料经销商(总占比84.8%)、基层水产技术推广部门(总占比83.8%)、行业协会或渔民专业合作社(总占比54.5%)、渔资经营门市(总占比50%)、亲友乡邻(总占比46.9%)。对各种渔业生产经营主体来说,水产技术推广部门、渔药或饲料经销商、行业协会或渔民专业合作社以及亲友乡邻在水产技术服务中发挥的作用较大。

表2经营主体获得技术服务的有效渠道排名

(四)经营主体获得水产技术服务的有效渠道

当前渔户获得技术服务的有效途径主要包括:渔技推广人员、高校或科研院所专家、行业协会或渔民专业合作社、渔药或饲料经销商、讲座培训、互联网、广播、电视、电话、手机、报刊、报纸、书籍、杂志、亲友乡邻之间的交流、技术示范、观摩;以及自己摸索等,其中,被访渔民认为获得相关技术最有效的前五项是:渔技推广人员、高校或科研院所专家、渔药或饲料经销商、讲座培训、亲友乡邻之间的交流等,其总占比分别为:95.5%、59.1%、59.1%、43.9%、42.4%。可见,获得技术服务最有效的途径仍然是通过渔技推广人员,此外,高校或科研院所专家、渔药或饲料经销商所占的比重均在50%以上。

图3经营主体对技术服务的满意程度

图4经营主体对技术指导的满意程度

(五)渔民对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的满意度

把渔民对“技术服务”和“使用新技术过程中技术指导的及时性、准确性”的满意程度分为“很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一般”、“不满意”,统计结果如图3和4,各类经营主体对所获得的技术服务与技术指导的满意程度基本一致,一方面,可能由于渔民对问卷中“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理解类似,导致做出的选择几乎一致,另一方面,渔民所获得的“技术服务”和“使用新技术过程中所获得技术指导的及时性、准确性”,两者本身在生产实践中也密不可分,受访渔民所体验到的满意程度也会比较接近。

(六)渔民的技术培训状况

图5被访渔民近2年参加的技术培训内容

被调查者中,91%的渔民都表示在过去的2年中参加过相关部门进行的水产技术培训,如图5,从问卷统计结果看,渔民接受过的技术培训中排名前五类的技术内容有养殖技术、鱼病防疫技术、育苗技术、信息技术、现代经营管理技术。此外,渔民所接受的最多的培训方式主要是由基层技术推广部门提供的短期集中授课、现场指导、组织观摩等,也有部分渔民通过互联网学习等方式获得,还有一些是渔资生产厂家(饲料、鱼药、动保等产品)进行的商业推广培训。培训方式中,60.6%的受访渔民认为,效果最好的培训方式是现场指导,36.4%的渔民认为是组织观摩学习,认为集中授课的方式最有效的占16.7%,仅有3%的被访渔民认为网络学习的培训效果最好。

图6被访渔民参加的技术培训方式


二、渔业经营主体技术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分析结合实践情况,将各技术服务需求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影响主体对技术服务需求迫切度的因素,测度影响的方向、程度。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

表3变量及取值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分类变量,且是有序多分类变量,即从不需要到迫切需要类分为5个层次。因此,选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对于多分类资料,可以通过拟合(i-1)logistic回归模型,成为累积logistic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为5级,取值分别为1、2、3、4、5,相对应取值水平的概率为P1、P2、P3、P4、P5,X1至Xn表示各影响因素,α、β是待估参数对变量拟合四个模型如下所示:

(二)估计结果与分析

通过SPSS20.0,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各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其中对加工技术的需求具有一定的主体特征性,多为有加工业务的养殖主体,且样本需求数量有限,故在此不进行估计。

表4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通过对渔业经营主体的技术服务需求迫切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得到了如下的研究结论:第一,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经营主体,养殖技术和鱼病防疫技术都是当下最为迫切需求的技术。第二,是否加入合作社对育苗技术之外的其他技术需求影响程度都较为显著,表明渔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推动技术扩散、提高养殖户的养殖技术和营销技术等。第三,从事渔业生产时间对养殖技术之外的其他技术需求影响不显著,教育程度对育苗技术之外的其他技术需求影响甚微。第四,除了养殖技术和鱼病防疫技术外,渔业收入占比和生产经营满意度对其他技术需求都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的方向相反,也即渔业收入占比越高,对技术的需求程度越高,而生产经营满意度越高,技术需求程度越低。第五,技术培训不是影响养殖户养殖技术和鱼病防疫技术需求的显著因素,这两个技术直接决定了水产品的品质和产量,无论是否参加培训对于养殖主体来说均是最核心技术,因此在是否参与培训的主体之间这两种技术的需求差异性较低。第六,除了育苗技术外,养殖品种和养殖模式对养殖户其他技术需求程度影响的大小和方向趋于一致,其中养殖模式对养殖户对育苗技术、营销技术、信息技术的需求影响异质性更为显著,网箱养殖户与池塘养殖户相比,在营销技术、信息技术和管理技术等方面的技术需求迫切程度更高。

表5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三、对策建议


(一)构建多层次、多元化、专业化的渔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探索建立政府部门、企业、科研单位以及其他社会技术服务机构相结合,以渔户需求为导向的渔业技术供给体系。加强各级水产技术推广部门、科研院所及高校等公益性技术服务力量,积极纳入社会力量,鼓励龙头企业、渔资经营主体等商业性渔业服务组织参与到重点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中,建立科研、教育、推广“三位一体”的科技服务体系,促进各类机构技术服务的专业化、连续性。进一步完善技术服务环境,以渔民的实际需求为基本点,多渠道、多形式的开展渔业技术供给服务,充分发挥各类技术服务机构、各种媒体作用,针对不同渔户自身禀赋差异,构建有效的双向沟通机制[3],做好后续跟踪服务,提高渔户认知、采纳和应用渔业新技术的能力,最终达到渔民自主采用技术的目的。

(二)提高渔民社会化组织程度,发挥技术应用的规模效应

研究表明,是否加入合作社对渔民水产技术需求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应大力发展渔民专业合作社,鼓励渔民积极参加,通过“渔户+合作社”等产业组织创新,建立能将分散农户的技术行为整合成为具有规模效应的群体行为,最终实现渔户利益最大化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渔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制度保障和过程监管,规范合作社内部管理,实现合作社内部技术信息资源的共享和相互帮扶。同时,对养殖技术尤其是针对特定品种的技术培训推广需求强烈的地区,合作社可以直接联合基层水产推广部门和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服务,由专业技术人员引领生产,指导渔户学习采用渔业新技术,不断吸引渔民加入合作社,让合作组织逐步成为技术示范、技术指导、渔技推广的中心基地,弥补当前政府推广力量的不足[4]。

(三)各有侧重地推进不同特质渔民的技术培训

前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渔户自身禀赋特征包括年龄、文化教育程度以及生产经营特征等对渔户的技术需求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渔民综合素质、加强渔户专业培训能有效激发渔户的技术需求,应该针对不同特质渔户的实际需求进行有重点的技术培训,其培训方式和内容应有所区分。一方面,对当前较为年轻、文化程度较高渔民的培训方式可以更加灵活多样,培训内容侧重有利于提高渔户经营管理技术的内容,比如,鱼病防疫保护、设备有效管理、水产品市场营销等,开阔其视野促使其向新型渔民转变;另一方面,对年龄较大、从业时间较长、文化程度不高的渔民应侧重培训其现代渔业生态养殖技术、信息技术等,不断革新其观念,提高其对新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5],增强技术服务内容需求。

(四)加快完善渔业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技术创新有助于提高产品竞争力,能够为渔户带来更多的超额利润,但由于其投入成本、技术风险、市场风险以及生产风险等因素限制了小规模养殖户对新技术的使用,而新型经营主体则是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技术创新主体,因此,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提高养殖规模化程度对于水产养殖技术应用推广意义重大。加快落实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加大对土地流转宣传力度,通过规范土地流转合同和土地流转程序,规范渔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土地流转行为,引导和鼓励渔民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土地流转,促进渔业适度规模经营,发挥渔业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渔业技术服务的获取成本。此外,给予土地流转达到一定规模的专业大户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专项资金补贴以及税收、保险等方面的政策扶持[6]。

(五)加强基层设施建设,优化渔业发展条件

一是鼓励民间资本投入、政府财政给予补贴等多种筹措渔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建立多元化的渔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体制。同时,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渔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监督与管理,切实保证其落实到位并得到合理使用[7]。二是鼓励渔民加大渔业生产配套设施改造建设,完善渔业生产基础设施,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良好的硬件保障,从而提升渔户使用新技术的信心和积极性。三是加强渔业信息服务建设,加大对互联网设备等新媒介的投入力度,并可通过运用相关优惠政策,鼓励渔民利用手机、互联网等媒介来获取渔业信息技术,完善信息传播渠道。


参考文献:

[1]金炜博.青岛市异质性渔户海洋渔业技术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7(10):17-22.

[2]吴铁城.新疆玛纳斯县农业生产技术服务需求研究[D].新疆农业大学,乌鲁木齐.2015.

[3]王春晓,曲志豪.渔业节能减排技术推广影响因素调查分析—以大菱鲆循环水养殖技术为例[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7(2):96-100.

[4]赵蕾,孙慧武,耿瑞,等.中国渔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实践与建议[J].湖北农业科学,2018(20):171-176.

[5]郑雅.种稻大户农业经营管理技术需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D].江西农业大学,南昌.2013.

[6]朱萌,齐振宏,邬兰娅,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技术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南部395户种稻大户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5(1):31-38.

[7]朱萌,沈祥成,齐振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技术采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苏南地区种稻大户的调查[J].科技管理研究,2016(18):92-99.


赵蕾,孙慧武,徐磊.渔业经营主体技术需求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渔业经济,2020,38(06):75-83.

基金: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本级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鲜杂鱼对我国水产养殖业影响及政策机制研究”(2020B010)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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