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制度之母，文化基因是政党制度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在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的交融中逐步形成了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兼济天下等优秀文化因子，并一以贯之地蕴含于历代政权更替中，历久弥新，闪烁着耀眼的光芒[1]。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在中国得以创立、逐步发展和完善并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就在于这一制度深深根植于中国的社会土壤，是中国五千多年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的产物[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和合文化为基础，以一体多元为主要呈现方式，以兼容并蓄为主要内容，求同存异、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契合了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价值导向，体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制度功能的当代文化元素。

一、根植于中国土壤的文化基因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往往与该国的国家性质、政党力量和经济基础紧密相关，也与该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土壤、民族特性紧密相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基因以及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

（一）多元一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是多中之一，即统摄和支配着万物，贯通天、地、人、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生成模式为后世思想家们普遍接受。“一”也是合和归一，即是矛盾对立的统一或同一。由于中国古人的整体思维方式和独特的联想类推方式，“一”的概念被从宇宙观本体论的领域广泛地加以引申并运用于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在古代政治思想里，“一”的概念为两重意境，即静态意义的“一”是指政治的统一和一元化，动态意义上的“一”是政治秩序的稳定不变，若有变化也是连续性、一贯性、单轨性的发展变化，反对逆向、双向及多向的政治权力关系。“一”集中概括了中国古代人们的政治理想，也最典型地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心态。在墨子的尚同思想中，“一”的理念得到最为透彻的诠释和表达。墨子认为，“一人一义”易致天下大乱，“若禽兽然”，设立“政长”以“一同天下之义”。墨子设想的“尚同”方式，是从民到最基层的里长到乡长到国君及至于天自下而上的层级尚同，全社会通过这种层级绝对尚同就会被同化为一个没有界限、差别和对立的整体。中国或许从未设想过多元与横向的权力关系和结构，整体倾向是构筑纵向的权力关系或者简单化、单向化的权力结构。中华民族就是各民族在历史长河的纠纷、联合、斗争、融合中逐步形成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社会整体和民族整体，中华各族人民从历史的发展和经验中深切认识到以团结抵御外侮，以统一走向繁荣富强，体现了高度统一与多元融合的文化特点。基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这样一种一与多的政党结构建构的政党制度，深深根植于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土壤中，有效嵌入了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结构，把集中统一性与保持政治独立有机统一起来，为人类政治文明和世界政治制度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贵和尚中

贵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倡导“以和为贵”“德莫大于和”“和衷共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名言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习近平曾明确指出，中国文化崇尚和谐，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向善的道德观[3]。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穷兵黩武的好战基因，崇尚和合在中华历史的政治传承和文化传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政治实践中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判断、政治理念等方面不走极端、不过偏激、双赢多赢、协和万邦[4]。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和合的独特文化基因，彰显出中国人对于未来社会怀有美好憧憬的政治理想。以和合文化作为文化根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尊重多样性、矛盾和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动态统一。历史与实践表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嵌入了和合的文化元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创立创新了协商民主的政治方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各族各界人士等等通过广泛的民主协商和深入的协商式监督，建真言谋真策，为我国的多党合作事业凝聚了思想、汇聚了力量。

（三）和而不同

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中，非常重视群体和谐与人际和谐，强调个人应当服从群体，群体利益高于一切。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又一内核即和而不同，就是在强调群体和谐的前提下，同样主张包容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诉求和不同的观念，其基本原则就是要承认多样接受多元、承认差别接受不同，其基本目标就是要让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诉求和不同的观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又相辅相成[5]。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一致前提下，强调合作共事、民主协商，倡导求同存异、体谅包容。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正确地处理同与异、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生动实践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在政党关系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既是肝胆相照的挚友，又是互相监督的诤友，还是荣辱与共的密友，这样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地位，又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这样一种政党关系，既能弥补由于缺乏监督带来的种种弊端，又能将政党因不同利益诉求可能引发的阻力转化为政党团结与合作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彼此在思想观念、政策主张上求同存异，寻求最佳的政治策略和最优的政策措施，进而能够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和谐共生的政党关系。

（四）民本为公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定型于汉代，此后历朝历代虽有所演变，然而其思想主旨始终没有变化。《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指的全社会都行大道的时候，全体人民都是社会的主人，能够形成和睦气氛以培养品德高尚、讲求诚信的人。可以说，中华文化中积淀下来的民本思想推动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与人的政治行为紧密结合和追求实用的倾向”[6]，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谋求独立、解放、复兴等民族大义，强调天下为公，需要各民主党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中充分发挥其政党职能，需要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的通力合作，需要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国外政党制度尤其是旧式的政党制度，政党以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政党之间矛盾比较尖锐、斗争非常激烈。在政治实践中，即便是通过民众选举而执政的政党，不一定能真正表达民意，往往权衡更多的是政党的自身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7]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利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和致力为公，是基于民众真实的愿望、合理的诉求等充分表达和有效实现作出的制度安排。

二、浸润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制度前景

一种文化诞生一种制度，而制度反过来强化这一文化，这一文化在社会变迁中往往又会催生和发展新的制度。文化与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会产生制度叠加效应，便也形成了制度变迁和制度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于建国初期，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洗礼和实践考验之后其运行依然生机勃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扎根于中华文化土壤，其建构的各个环节深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其设计理念和运行机制与其他政党制度模式相比可谓独树一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认同与精神支撑，同时也在制度坚持和制度完善过程中强化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民族性和文化独创性。

（一）大一统的文化精神与政治聚合的强化

以“大一统”为追求的政治心态，决定了我国的政治制度设计需要政治领导核心，需要政治向心力。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具备了西方文明所不具备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又在历史发展中强化了中国社会制度“大一统”因子的嵌入安排。中华民族有着世界上其他民族少有的大一统的历史传统，能够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自秦代形成的“大一统”在“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种资源，在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发展经济、抵御外来侵略、组织水利工程、防止分裂割据、加强民族交流”[8]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中国长期位于世界前列。中国虽然经历过改朝换代、政权更迭、地方割据，遭遇过外敌入侵、列强瓜分，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而且每一次分裂之后都复归统一，都赢来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快速发展[9]。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分裂时期，大多数统治力量都以统一中华为己任，以建立统一的中华政权为历史使命，逐步形成了“各民族相互融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形成崇尚统一、维护统一的价值观念”，可以说，这种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是无与伦比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传承了“天下一统”的文化基因，在决策上强调“议要多元、行要统一”的民主集中，立足于充分的协商民主，既避免一党专制、缺乏监督，又能有效避免恶性竞争、决策不畅；在领导上强调一元领导，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融汇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兼顾政局稳定与政府权威的领导方式；在政治上强调共识，是正确处理多元与一元关系的共识，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上，我们可以聚焦制度本身的稳定功能，通过科学合理的政治运行规则设计，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性，为着共同目标奋斗；也可以聚焦到制度本身的整合功能，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实现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推进实现国家现代化。

（二）求同存异的文化主张与制度效能的提升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有序地吸纳到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中，通过把不同政党的合理政治主张输入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促进国家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这种以团结合作代替对立，以平等协商代替相互否决，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实行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参与和团结合作，能够把社会整合与政治参与相结合，实现有序参与和有效参与的有机统一[10]。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传承了求同存异的文化基因上，可以进一步明确优化政党关系。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体现了一种合作而非竞争的政党制度特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领导党与合作党的关系，也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不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更不是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可以进一步明晰建构两者之间的“清廉的政治关系”[11]，以区别于西方政党制度的金钱政治关系，同时也区别于政党之间恶性竞争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关系，真正构筑成团结、民主合作、和谐的政党关系，营造宽松稳定的政治环境。可以进一步优化合作方式，通过创新多样的协商载体、渠道和方式以实现政党协商式合作。新型政党制度为推进和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提供了制度规范，各民主党派通过提案、座谈、听证、咨询等多种方式和渠道参政议政、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提高了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时效性。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合作是基于共同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目标基础上的合作，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政治前提和政治基础上的合作，也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追求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合作。志同道合，同向发力，这样的合作是更长久更可持续的政党合作，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政治内耗的政党合作[1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人民政协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13]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是专门协商机构，承担着政治协商和为协商民主建设提供借鉴的重任。各民主党派应该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过程，发挥自身作用，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不断提升多党合作的效能。

（三）贵中尚和的文化理念与政治共识的培育

深入到中华民族血液和骨髓中的尚和思想，已经深深潜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形成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发展理念、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和宽容品格。在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中，“小到修身养性、齐家交友，大到治国理政、邦交抚远，都离不开‘和’的价值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以和为贵、与人为善，信守和平、和睦、和谐，是生活习惯，更是文化认同。可以说，没有‘和’的滋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没有‘和’的润泽，就没有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14]。契合到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在发展和完善中，我们一方面需要注意在政治诉求方面培育政治共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共同体这一制度框架内，尊重彼此利益一致和思想共识基础，不以争权夺利为目标，不存在根本的对立、竞争和对抗，而是“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精诚团结，共同服务于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在新型政党制度运行中，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重大任命、重大安排，需要获得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最广泛政治共识，以服务于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凝聚最广泛的民众共识。另一方面需要在国家发展方面强化政治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基于个体本位文化基因的政治传统不同，是根植于中华文明以“大一统”为核心的共同体传统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格局的形成，与中国基于“家”这一逻辑起点的“家—国—天下”秩序构建密切相关。习近平指出，历史多次证明，只要中国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国家就能够强盛、安宁、稳定，人民就会幸福安康。各民主党派之所以跟着共产党走，就是坚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这一底线思维的具体体现，各民主党派深刻地认识到，当前中国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起捍卫民族独立、保持国家统一、引领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这也是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共识。

（四）兼容并蓄的文化元素与政党制度的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充满了同与异的较量，不同血缘氏族多次兼并和吸收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和兼容并蓄的特质”[15]。中华文化以其博大精深和开放包容的特性，能够吸收融合一切外来文明成果，在兼收并蓄中创新发展。一切外来思想理论制度通过中国的实践探索，最终都内化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容，在不断推陈出新中焕发新的活力和巨大创造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就是以开放包容的积极心态，充分借鉴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结合中国国情创新发展起来的[16]。追溯历史，不难发现多党合作模式并非中国共产党的首创，而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早在170多年前《共产党宣言》发表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提出了多党合作的思想，认为：“第一，共产党人应该团结其他工人政党；第二，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过程中可以同其他民主政党结成同盟；第三，无产阶级政党在同其他政党的联合中必须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坚持对同盟者的批判权力。”[17]此后，列宁结合俄国的革命实践提出了“在国家政权中实现社会主义多党制”的构想，并且就“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内涵和要义。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牢记自身政治属性和行动宗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引，创造了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新型政党制度。可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基础上，对传统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进行了合理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由于契合了中华民族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的价值理念与共同体意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了深切的文化认同和持久的精神支撑，从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中走来，又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经受住了历史风浪的考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的政治格局中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形成了合力，展现了效率，体现了明显的制度优越性[18]。当前，兼容并蓄的文化元素在新型政党制度上得以现代性转换，这一文化理念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政治理论和政党制度的践行，推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魏源《默觚下·治篇五》）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必然有一种与之相契合的文化精神、文化价值[19]。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充分汲取了中华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进行了创造性发展，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不可忽视的是，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社会结构的动态变迁、信息网络和新媒体的快速兴起以及国外民主化浪潮的风起云涌等，给我国政治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地汲取养料和智慧，在政治建设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推进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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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党协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BDJ06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