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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功能性消化不良不同中医证型与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及胃动素(MLT)的关系。【方法】选择在广州市中医医院脾胃科门诊就诊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共77例,按中医辨证分型分为脾虚气滞型41例,肝胃不和型22例,脾胃湿热型14例,比较3种不同证型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SAS评分、SDS评分及MLT的差异。【结果】(1)77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中,44例(57.14%)存在焦虑,52例(67.53%)存在抑郁。(2)3组不同证型患者的年龄和发病病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3组不同证型患者的性别分布、SAS评分、SDS评分及MLT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其中,脾虚气滞型及肝胃不和型女性发病率均高于脾胃湿热型,脾虚气滞型及肝胃不和型患者的SAS评分、SDS评分均高于脾胃湿热型,脾虚气滞型及肝胃不和型患者MLT水平均低于脾胃湿热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结论】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容易合并焦虑抑郁,其不同证型与SAS评分、SDS评分及MLT水平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研究结果可为该病的中医辨证治疗提供客观化参考依据。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FD)是指具有餐后饱胀不适、早饱感、上腹痛、上腹烧灼感中的一项或多项的症状,而不能用器质性、系统性或代谢性疾病等来解释产生症状原因的疾病[1]。功能性消化不良全球患病率较高,约占10%~40%,且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2]。目前认为其发病机制可能与胃肠运动功能障碍、内脏高敏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精神心理因素、脑肠肽水平异常、十二指肠微炎症、肠道菌群失调等因素相关[3]。西医治疗主要运用促胃肠动力药、胃黏膜保护剂、抑酸剂、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抗焦虑抑郁等,但长期使用会出现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2]。中医学认为,功能性消化不良应归属于“痞满”“胃脘痛”“积滞”等范畴,常见病因包括脾胃虚弱、情志失调、痰湿阻滞、瘀血内阻、外感六淫、饮食失调、劳倦伤中,病位主要在脾胃,与肝密切相关,基本病机为中焦气机不畅,脾胃升降失常[2]。中医药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虽然临床疗效显著,但目前中医学者大多根据自身认知、临床经验等对其进行辨证分型,存在中医证型不规范、不统一的问题[4]。相关研究[5,6]发现,涉及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医证候条目多达187个,中医证型包括肝郁脾虚、脾胃虚弱、胃阴亏虚、脾虚湿滞、痰湿中阻、脾胃虚寒、脾虚气滞、寒热错杂、脾胃湿热、肝胃郁热、气滞湿阻等。基于精神心理因素和脑肠肽水平异常是其重要的发病机制,本研究特探讨功能性消化不良不同中医证型与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胃动素(MLT)的相关性,以期为其临床辨证及治疗提供客观依据,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选取2021年1月~2022年6月在广州市中医医院脾胃科门诊就诊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共77例,其中男性37例,女性40例;年龄18~65岁,平均(38.06±10.99)岁;平均病程为(2.91±3.60)年;根据证型分为脾虚气滞型41例(53.25%)、肝胃不和型22例(28.57%)、脾胃湿热型14例(18.18%);有44例(57.14%)评为存在焦虑,有52例(67.53%)评为存在抑郁;SAS评分和SDS评分的平均值分别为(51.92±7.82)分和(53.87±8.29)分;MLT水平的平均值为(303.43±64.47)pg/mL。
1.2诊断标准
1.2.1西医诊断标准
功能性消化不良参照罗马Ⅳ诊断标准[7]。具有以下1项或多项症状,且无可解释症状的器质性疾病(包括胃镜检查)证据:①餐后饱胀不适;②早饱感;③上腹痛;④上腹烧灼感。诊断前症状出现至少6个月,且近3个月符合以上标准。
1.2.2中医辨证标准
参照2017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发布的《功能性消化不良中西医结合诊疗共识意见》[1]中的辨证标准。脾虚气滞型:主症为脘腹痞闷或胀痛、食少纳呆;次症为面色萎黄、嗳气、疲乏无力、大便稀溏,舌质淡、苔薄白,脉细弦。肝胃不和型:主症为胃脘痞满、两胁窜痛,情志不遂易诱发或加重;次症为嗳气、口干口苦、烧心泛酸、急躁易怒,舌质红、苔白,脉弦或弦细。脾胃湿热型:主症为脘腹痞满或疼痛、食少纳呆;次症为头身困重、口苦口黏、大便不爽而滞、小便短黄,舌质红、苔黄厚腻,脉滑。
1.3纳入标准
(1)符合上述中西医诊断标准;(2)年龄大于18岁;(3)就诊前1个月未接受抑酸药、促动力药、胃黏膜保护剂及抗焦虑抑郁药物等治疗;(4)认知功能正常且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及文化水平,能配合临床资料收集和问卷调查的患者。
1.4排除标准
(1)合并有精神疾病,如有明确诊断的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2)合并有消化系统器质性病变的患者;(3)合并有严重的心、肺、脑、肝、肾等脏器功能障碍及造血系统疾病、恶性肿瘤等疾病患者;(4)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5)不能配合临床资料收集和问卷调查的患者。
1.5观察指标
(1)分析比较3组不同中医证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2)分析比较3组不同中医证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SAS评分、SDS评分及焦虑抑郁严重程度。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患者焦虑抑郁状态。SAS标准分的分界值是50分,其中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8]。SDS标准分的分界值是52分,其中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73分及以上为重度抑郁[9]。(3)分析比较3组不同中医证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胃动素(MLT)水平。
1.6统计方法
应用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计量资料(均符合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要求)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多样本计量资料比较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使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使用χ2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不同证型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比较
表1结果显示:3组不同证型患者的性别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女性脾虚气滞型及肝胃不和型的发病率均高于脾胃湿热型(P<0.05);而3组不同证型患者的年龄和发病病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1不同证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情况比较
2.2不同证型患者的SAS评分和SDS评分比较
表2结果显示:3组不同证型患者的SAS评分和SDS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脾虚气滞型及肝胃不和型患者的SAS评分和SDS评分均高于脾胃湿热型(P<0.05或P<0.01)。
2.3不同证型患者的焦虑抑郁情况比较
表3结果显示:不同证型患者的焦虑总占比中脾虚气滞型>肝胃不和型>脾胃湿热型,各证型患者主要为轻度、中度焦虑,均无重度焦虑。3组不同证型患者焦虑总占比及焦虑严重程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4结果显示:3组不同证型患者的抑郁总占比中肝胃不和型>脾虚气滞型>脾胃湿热型,各证型患者主要为轻度、中度抑郁,脾胃湿热型无中度、重度抑郁,仅肝胃不和型存在重度抑郁。3组不同证型患者抑郁总占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3组不同证型患者的抑郁严重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肝胃不和型的抑郁严重程度高于脾胃湿热型(P<0.05)。
2.4不同证型患者的MLT水平比
表2不同证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比较
表3不同证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焦虑情况比较
表4不同证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抑郁情况比较
表5结果显示:3组不同证型患者的MLT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脾虚气滞型及肝胃不和型患者的MLT水平均低于脾胃湿热型(P<0.05或P<0.01)。
3、讨论
功能性消化不良是由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因素引起的非器质性胃肠道疾病。情志失调是其发病的重要因素,焦虑抑郁状态常导致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症状反复和顽固难治[10];脑-肠轴是通过神经-内分泌网络将脑与胃肠道沟通联系起来的双向调节轴[11],胃肠激素是脑-肠轴的内分泌体现,也是胃动力的反映指标。辨证论治是中医的诊疗特色,将焦虑抑郁状态和胃肠激素作为功能性消化不良辨证的结合因素可有助于指导临床治疗。
表5不同证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胃动素(MLT)水平比较
本研究共纳入77例患者,其中脾虚气滞型占比最高,肝胃不和型次之,这与胡学军等[12]研究发现功能性消化不良证型分布依次为脾虚气滞证、肝胃不和证、脾胃湿热证、脾胃虚寒证、寒热错杂证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脾胃虚弱和肝失疏泄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发病的基础,脾胃不荣则受纳运化能力下降和气机推动无力,肝木郁滞则气机不通,肝脾失调,进而导致中焦不运和升降失常而出现餐后饱胀、早饱感、上腹疼痛及烧灼感等不适。本研究还发现,在性别差异上,脾虚气滞型、肝胃不和型女性发病率均高于脾胃湿热型,这可能与女性患者在绝经综合征时内分泌紊乱易出现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问题有关[13]。
本研究结果显示,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有57.14%存在焦虑,67.53%存在抑郁,高于一项研究报道的焦虑及抑郁占比(53.8%、57.7%)[14]。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焦虑抑郁严重程度多表现为轻-中度焦虑抑郁,表明辨证分型时需要考虑情志失调因素的影响,治疗时需要重视早期识别焦虑抑郁状态并辅以心理疏导,以避免发展成重度焦虑抑郁。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脾虚气滞型及肝胃不和型患者的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均较脾胃湿热型高,且肝胃不和型抑郁情况更严重。脾虚气滞、肝胃不和两种证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气机阻滞,前者因脾胃亏虚,不荣而致不畅,后者因肝失疏泄,不通而致不畅,因而脾虚气滞型及肝胃不和型焦虑抑郁评分更高,这与付丽鹤等[15]研究发现脾虚气滞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量表)评分高于脾虚湿阻型的结果相一致。此外,肝胃不和型患者可能存在肝郁合并脾虚的情况,故而焦虑抑郁评分更高且抑郁情况更严重。因此,临床上立法施药时要注重肝脾同调,补益脾胃纠其不荣,疏肝理气纠其不通,对于存在焦虑抑郁的患者运用调理气机药物可增强疗效[16],而对于伴有焦虑抑郁的顽固性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必要时需中西医结合,配合抗焦虑抑郁药物以改善症状和提高生活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功能性消化不良脾虚气滞型及肝胃不和型患者胃动素(MLT)水平均低于脾胃湿热型,表明MLT水平对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医辨证分型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可能原因是精神心理因素通过脑-肠轴调节脑肠肽分泌和影响胃肠动力[17],而脾虚气滞型及肝胃不和型患者更容易存在焦虑抑郁状态。胃肠激素又称脑肠肽,MLT能促进平滑肌收缩和调节胃肠移行性复合运动Ⅲ相收缩[18],因此,MLT水平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代表着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严重程度,存在气机阻滞的患者病情可能更严重。顽固性功能性消化不良经一般对症治疗后缓解欠佳且迁延难愈[10],可见病程是疾病严重程度的一种体现。本研究结果显示,脾虚气滞型及肝胃不和型患者的发病病程均高于脾胃湿热型,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本研究纳入的样本数量不足等有关。
综上所述,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脾胃气滞型、肝胃不和型、脾胃湿热型3种证型与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评分、胃动素存在一定相关性,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可为中医辨证治疗提供一定参考依据;但由于本研究仍存在证型数少、病例样本量少、焦虑抑郁评分工具单一、单中心研究等方面的局限,因此,确切的结论有待今后开展多中心、更大样本的临床研究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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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编号:2017ZC0373);广州市科技计划攻关项目(编号:201300000144);
文章来源:欧邦权,赵云燕,雷晓兰.功能性消化不良不同中医证型与焦虑抑郁及胃动素的关系研究[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40(09):2131-2135.DOI: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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