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目的 探讨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影响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旨在为早期识别高危人群及制定更具针对性防治方案制定提供更多信息。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0年2月至2023年2月于本院接受胸腔镜手术治疗肺癌患者共197例,根据术后胸腔引流时间是否超过5 d分组,分析术后胸腔引流时间独立影响因素;同时基于上述因素构建偏回归系数模型并分析预测模型用于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预测临床效能。结果 本研究纳入197例患者术后胸腔引流时间为1~11 d,(4.85±1.07) d;其中引流时间<5 d和≥5 d分别为95例、102例。年龄、手术部位、术式、有无胸膜粘连、手术时间及术后是否早期下床活动亚组术后胸腔引流时间≥5 d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Logistics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手术部位、术式、有无胸膜粘连、手术时间及术后是否早期下床活动均是术后胸腔引流时间独立影响因素(P<0.05);据此构建自变量偏回归系数方程:胸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5 d风险Logit(Y)=1.27+0.07×年龄(岁)+2.04×手术部位+3.11×术式+4.59×胸膜粘连+0.05×手术时间(min)+2.97×术后早期下床活动;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上述临床预模型用于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5 d风险预测临床效能显著优于单一影响因素(P<0.05)。结论 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与年龄、手术部位、术式、有无胸膜粘连、手术时间及术后是否早期下床活动独立相关;根据上述因素所构建临床预测模型在指导早期识别胸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过长高危人群方面显示出更佳临床效能。
近年来胸腔镜手术被广泛用于原发性肺癌治疗[1];已有研究显示,胸腔镜手术治疗原发性肺癌相较于开放手术可有效减轻术后疼痛,缩短住院时间及加快身体机能恢复,尤其适用于肺功能较差患者;对于大部分行肺切除术患者术后往往需接受胸腔引流,由此导致持续疼痛、肺功能及早期活动功能受限等问题严重困扰着临床医生[2]。术后胸腔引流时间被认为与行胸腔镜手术患者术后住院时间及康复进程关系密切[3],但哪些因素可影响术后胸腔引流时间尚不明确,更缺乏相关预测模型构建研究。基于以上证据,本研究回顾性纳入2020年2月至2023年2月于本院接受胸腔镜手术治疗肺癌患者共197例,根据术后胸腔引流时间是否超过5 d分组,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法分析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影响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旨在为早期识别高危人群及制定更具针对性防治方案制定提供更多信息,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1)经病理组织学检查确诊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2)单发病灶;(3)仅切除单个肺叶;(4)年龄≥18岁;(5)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中转开胸;(2)既往胸外科手术史;(3)术后因出血或持续漏气再次手术;(4)自行出院。最终纳入患者共197例,根据术后胸腔引流时间是否超过5 d分组,术后胸腔引流管拔除标准:术后肺复张良好,24 h胸腔引流量<200 m L,肺呼吸音清亮,无明显积液积气,且引流液无色透明未见杂质[4]。
1.2研究方法
全身麻醉下行双腔气管插管,侧卧位下作腋中线或腋前线第5肋间切口,长度一般在3~4 cm;术后于第7~8肋间膈肌上方放置单根胸腔引流管(20F/24F),连接于外置胸腔引流瓶。由专人收集患者年龄、性别、身高、体重、手术位置、切除组织直径、术式、术后早期下床活动情况、淋巴结清扫数量、手术时间、胸膜粘连情况及负压吸引术后胸腔引流情况等资料。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软件处理数据,单因素分析采用t检验和χ2检验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构建自变量偏回归系数模型方程;描绘ROC曲线评估预测效能,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术后胸腔引流情况分析
本研究纳入于本院接受胸腔镜手术治疗肺癌患者共197例,术后胸腔引流时间为1~11 d,(4.85±1.07) d;其中引流时间<5 d和≥5 d分别为95例,102例。
2.2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影响因素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年龄、手术部位、术式、有无胸膜粘连、手术时间及术后是否早期下床活动亚组术后胸腔引流时间≥5 d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Logistics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手术部位、术式、有无胸膜粘连、手术时间及术后是否早期下床活动均是术后胸腔引流时间独立影响因素(P<0.05)。见表1、2。
2.3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预测模型构建及效能分析
基于上述独立影响因素构建自变量偏回归系数方程:胸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5 d风险Logit(Y)=1.27+0.07×年龄(岁)+2.04×手术部位+3.11×术式+4.59×胸膜粘连+0.05×手术时间(min)+2.97×术后早期下床活动;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上述临床预模型用于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5 d风险预测临床效能显著优于单一影响因素(P<0.05)。见表3。
3、讨论
本研究纳入197例患者术后胸腔引流时间为1~11 d,(4.85±1.07) d,与以往报道结果相符[5]。胸外科术后胸腔引流时间延长可影响患者术后康复进程,无法早期下床活动,术后感染及肺不张等发生风险亦随之升高,加重患者经济负担。进一步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龄、长时间手术、肺下叶切除、肺段切除术、存在胸膜粘连及术后无法早期下床活动者术后胸腔引流时间往往更长。
老年人群身体机能下降明显,肺功能特别是术后复张能力较差,难以在短时间内将胸腔积液吸引至体外;同时经壁层胸膜淋巴管引流能力较中青年亦明显下降较差,特别是接受淋巴结清扫患者因残余淋巴管代偿能力局限,导致需更长时间进行引流;此外老年肺癌患者多合并营养不良及低蛋白血症,由此导致胶体渗透压下降可干扰积液毛细静脉端回流速率[6]。本研究亦证实以上观点,即随年龄增加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越长。
表1术后胸腔引流时间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表2术后胸腔引流时间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表3术后胸腔引流时间预测临床效能分析
本研究结果还提示手术时间与术后胸腔引流时间独立相关,分析原因可能为:术中器械牵拉挤压破坏胸部组织导致脏壁胸膜淋巴孔功能医源性损伤,无法快速吸收胸腔积液;此外手术时间延长往往与更严重炎症及应激损伤有关,从而刺激术后更多胸腔积液形成,从而导致引流时间延长[7]。
本研究结果提示肺下叶切除患者术后引流时间更长,分析原因可能淋巴孔开口大部分位于胸腔下部壁层、纵隔及膈肌表面壁层胸膜;而下叶切除更易导致这一区域淋巴孔破坏,导致引流速度明显减慢;同时因肺下叶更大导致切除后胸膜腔负压更高及胸腔积液形成量增多[8]。而右肺下叶切除术后引流量更多则可能与左侧膈肌较右侧更易移动并填补术后残腔,术后左侧胸腔内负压相对较小有关。
肺段切除术操作区域更靠近远端肺组织,支气管及伴随血管走行更为复杂,较易出现变异,给手术操作提出更高要求;同时肺段切除术发生出血风险更高,常规采用直线切割闭合器操作更为繁琐,创面更大,故术中出血量更多,随之而来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增加。此外如患者胸腔内广泛粘连,术中往往难以实现彻底充分止血,造成术中及术后肋间及肺表面渗血严重,这被认为是造成术后长时间胸腔引流重要原因[9]。本研究亦证实,行肺段切除术及合并胸腔粘连患者术后胸腔引流时间更长。
术后早期下床活动已被证实能够加快行胸腔镜手术患者术后康复进程,与本研究结果相一致;患者术后因明显疼痛导致不愿下床,增加肺部感染、深静脉血栓等发生风险;同时此类患者肢体活动量下降亦可诱发肺不张、胸膜腔负压变大,而这往往造成胸腔积液量增加及引流迁延[10]。
基于以上证据,基于上述独立影响因素构建自变量偏回归系数方程,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上述临床预模型用于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5 d风险预测临床效能显著优于单一影响因素,AUC达到0.88(95%CI:0.83~0.97),而单一指标预测AUC均<0.70,以上结果提示,此模型能够准确识别肺癌胸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过长高危人群,从而指导防治方案制定并进一步加快术后康复进程;同时纳入指标均为临床常用,可在基层医院推广普及。
研究不足:属于单中心回顾性报道,难以完全避免选择偏倚风险;模型缺少外部验证,仍有待后续更大规模多中心前瞻性研究确证。
综上所述,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与年龄、手术部位、术式、有无胸膜粘连、手术时间及术后是否早期下床活动独立相关;根据上述因素所构建临床预测模型在指导早期识别胸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过长高危人群方面显示出更佳临床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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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梁亦贤,李文辉,李星熠.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影响因素分析[J].浙江创伤外科,2024,29(09):1715-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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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通常发生在中老年人群中,尤其是超过50岁的人群,近年来,肺癌在年轻人群中的发病率有所增加[5]。随着CT分辨率的进一步提高,多发肺结节患者的检出率也在增加。肺癌年轻化、多发肺结节患者比例增加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大部分肺癌患者需要更快的回归社会角色。这对现代肺外科在微创、肺功能保护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6-8]。
2025-04-23早期患者无明显症状,随病情进展会诱发咳嗽、咯血、胸闷、气短等症状,严重时会累及其他组织器官,引发颅内压增高等症状,故及时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手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常见治疗方案之一,能够有效抑制肿瘤细胞进展,有效延长生存时间。
2025-04-17目前,该疾病主要采用药物、化疗等方法治疗[2]。但是化疗治疗会引起患者产生不良反应,极易出现疼痛、癌因性疲乏等症状,不利于患者身体康复,因此需要采用合适的护理进行干预[3]。近年来,中医护理干预已被多种疾病广泛运用,主要包括艾灸、穴位贴敷等方法,且具有作用久、效果好的特征。
2025-04-16目前,低剂量螺旋CT(LDCT)是诊断早期肺癌的常用方法,其阳性检出率高,但误诊率仍相对较高,很难有效鉴别肺部肿瘤的良恶性,导致临床应用受限[4]。传统肿瘤标志物对早期肺癌诊断的敏感性相对较低;病理学诊断虽具有较高的准确度,但具有侵入性。因此,需寻找一种行之有效的诊断方法,为肺癌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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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02研究显示,MIr-21可够通过调控pten、pdcd4、reck等多个关键靶基因表达,促进肺癌的恶性进程,但具体的分子机制目前尚不清楚[4]。dna甲基化是较重要的一种表观遗传学修饰方式,其在细胞周期调控和细胞分化调控等诸多生命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遗传学、肿瘤学研究的热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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