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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肝癌患者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准备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2025-03-19 1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调查晚期肝癌患者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ACP）准备度现状，并分析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取医院2023年4—12月收治的410例晚期肝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ACP准备度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以及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晚期肝癌患者的ACP准备度评分为76.35±5.15分，表现为中等偏上水平。晚期肝癌患者的社会支持度总分为39.74±5.22分，生命质量评分为62.11±4.06分。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与社会支持度、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生命质量呈正相关（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是否听说过ACP、社会支持、生命质量4个指标，均是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现状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文化程度高、听说过ACP、社会支持水平高及生命质量水平越高患者ACP准备度越高。结论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影响因素包括文化程度、ACP知晓情况、社会支持和生命质量，临床中应不断提升医护人员的综合能力水平，不断强化医护质量，改善晚期肝癌患者的心态，从而有效提升其生命质量。

关键词：
ACP
并发症
手术治疗
晚期肝癌
预立医疗照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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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的发病隐匿,早期发病临床症状不明显,在确诊时有55%的患者已处于疾病中晚期,超过70%的患者无法接受根治手术治疗[1]｡与临床中其他常见的癌症相比较,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为7%~9%,其病死率达到了90%[2],由此可见肝癌患者的预后非常差｡肝癌晚期患者在接受抗肿瘤治疗时,往往会伴有各种并发症,如肝性脑病､上消化道出血等,以及恶病质､腹水､肝区疼痛､黄疸等相关症状,还有癌因性疲乏等,同时医疗费用高､过度医疗等问题比较突出,不仅会加重经济及疾病负担,而且也会加重社会与家庭负担,导致患者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对治疗进程造成严重影响,同时由于心理压力大而导致其生活质量明显降低,逐渐放弃治疗｡在护理理念､护理模式不断优化的过程中,肝癌患者在接受临床治疗时,能够有效减轻其痛苦程度,使患者在生命后期能有尊严地活着,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护理项目[3-4]｡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careplanning,ACP)是指患者意识清楚时,凭借个人经验及价值观,在了解疾病预后及医疗护理手段相关信息的前提下,与医务人员及亲友间进行沟通交流,在将来病情发展到危重时期,使患者想要接受的治疗与护理意愿[5-6]｡ACP的实施有助于患者了解病情及疾病的预后,进而可自主选择生命终末期的护理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照护者的经济及心理负担[7-8]｡本研究主要调查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同时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选取医院2023年4—12月收治的410例晚期肝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条件:符合《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22年版)》中关于晚期肝癌的诊断标准[9],TNM分期为III期或IV期;年龄≥18岁;意识清楚,有自主决策权,具有良好的理解及表达能力;能独立完成问卷调查者｡排除条件:患有心理或精神疾病患者｡患者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订知情同意书,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审核批号:20230215)｡

1.2调查工具与内容

(1)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子女情况､文化程度､医疗保险情况､个人收入､经济来源､总体健康状况､主要照顾者､是否听说过ACP,共12个变量｡

(2)ACP准备度量表[10]:该量表包括态度､信念和动机3个维度22个条目,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法,以“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评定,正向条目分别记为1~5分,反向条目分别记为5~1分｡态度维度为反向条目,信念和动机维度为正向条目,总分110分,总分30~40分为具有满意的社会支持度[11],分数越高表明社会支持度越高｡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5,具有较高信效度｡

(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共3个维度10个条目,每个条目从无支持由低到高,分为4个等级,总分40分,30~40分为具有满意的社会支持度[11],分数越高表明社会支持度越高｡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5,具有较高信效度｡

(4)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QLQ—C30):分别从症状领域､总体健康状况/生命质量领域､功能领域来评估患者的生命质量,症状领域的分值与生命质量表现为负相关,总体健康状况和功能领域的分值与生命质量呈正相关[12]｡标准化得分0~100分｡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88,内部一致性可信度良好｡

1.3调查方法

使用问卷调查法,安排3名调查员采用一对一现场发放问卷的方式,现场填写､现场回收｡首先调查员应详细告知患者本次调查的意义､目的以及ACP的相关知识,在患者知情同意后,向其发放调查问卷,对自行填写问卷有困难的患者,由调查员逐条读出条目后协助完成｡本调查共发放415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10份,有效率为98.80%｡

1.4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SPSS2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与社会支持度､生命质量评分的相关性运用Pearson相关分析;计数资料计算百分率,组间率的比较进行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社会支持度及生命质量评分

晚期肝癌患者的ACP准备度评分总分为76.35±5.15分,表现为中等偏上水平,见表1｡晚期肝癌患者的社会支持度总分为39.74±5.22分,其中社会支持的利用度评分､客观支持评分､主观支持评分分别为7.32±1.98分､9.14±2.58分､23.38±4.85分｡此外,生命质量评分为62.11±4.06分｡

表1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现状分析

2.2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与社会支持度､生命质量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与社会支持度和生命质量呈正相关,与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P<0.05),见表2｡

表2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与社会支持度､生命质量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2.3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晚期肝癌患者的ACP准备度评分,在“子女”“文化程度”“是否听说过ACP”指标的不同分层中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的单因素分析

2.4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的多因素分析

以单因素分析中子女情况､文化程度､是否听说过ACP及社会支持､生命质量作为自变量,以ACP准备度评分为因变量(按全部样本的总均值76.35分为界,转化成二分类变量)｡各变量的变量赋值情况,见表4｡回归过程采用逐步后退法,α进=0.05,α退=0.10｡回归结果发现文化程度､是否听说过ACP､社会支持､生命质量均是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现状的独立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表4变量赋值表

表5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的多因素分析

3、讨论

3.1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现状分析

肝癌现阶段已成为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恶性肿瘤之一,患者临床症状主要为乏力､消瘦以及肝区疼痛等,而在疾病晚期时,患者不仅会出现肝性脑病以及严重腹水,而且也可能发生多器官功能衰竭等症状[13-14]｡对于肝癌晚期患者,往往需要进行高强度的生命维持治疗及抢救措施,如入住ICU治疗､气管插管以及心肺复苏等,其主要目的是能够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虽然通过上述治疗手段能够延长其生存时间,但是也会加重患者的痛苦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死亡前过程,同时也会加重患者家属的身心及家庭经济负担[15-16]｡为晚期肝癌患者提供ACP,不但能让过度的医疗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改善其生存质量,而且能使患者的治疗权､知情权得以充分满足,维持两者平衡,让患者能充分表达出自己的临终愿望,从而在离开人世时不留遗憾[17-18]｡本研究中患者ACP准备度评分为76.35±5.15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评分最高的为ACP信念,其次为ACP态度,评分最低的为ACP动机｡在现代医学技术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临床治疗晚期肝癌患者时,新型治疗手段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新型治疗药物也越来越多,进而能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但是现阶段患者在关注生命长度的基础上,关注生存质量的患者也越来越多[19]｡其次,现阶段肝癌的发病率表现出了年轻化趋势,而对于年轻的肝癌晚期患者来讲,其自主意识非常强,不仅会关注医疗服务的整体情况,同时如何选择未来医疗资源也成为年轻患者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对于更多的选择,其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对ACP也具有更积极的态度[20]｡对于老年肝癌患者来讲,其接受治疗的时间较长,就医体验比较丰富,受到病痛折磨的时间较长,因此其也希望在临终阶段能选择更加人性化的治疗,从而有效减轻自身的痛苦程度[21]｡

3.2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3.2.1社会支持和生命质量是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度､生命质量是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现状的独立影响因素｡社会支持属于多维度概念之一,具体包括客观支持与主观支持[22],其中客观支持不仅能有效保护个体,让其能够更好地应对应激事件,其本质也能够有效缓冲应激事件,另外客观支持也能让个体的生活态度保持乐观积极态度[23]｡相关临床研究结果显示[24],慢性病患者参与ACP的态度､准备度与其获得的客观支持表现为正相关｡然而也有临床研究发现,主观支持作为个体,能真切感受到支持,会对个体的发展及行为造成直接影响,和客观支持相比较,主观支持会对行为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25]｡如果患者的生命质量较高,那么在遇到危重期医疗照护的相关话题时,情绪反应也会更加积极乐观,ACP准备度则越好｡

3.2.2文化程度是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文化程度是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现状的独立影响因素｡文化水平较高的患者,会利用不同渠道了解疾病知识,其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各种新知识,提升认知水平,让其对ACP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明白其作用;其次,对于生命意义这类问题,也会认真思考,在面对死亡时,也更容易接受[26]｡患者文化程度高,能深刻思考自身价值,更容易接受ACP知识[27]｡如果患者听说过ACP,则能更好地面对死亡,在接受有关死亡事件与内容时,能保持平和的态度,从而ACP准备度也越高｡

3.2.3是否听说过ACP是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是否听说过ACP是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现状的独立影响因素｡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听说过ACP､知道ACP内容为ACP准备度的促进因素,而未听说过ACP､不清楚ACP内容则是ACP准备度的阻碍因素[28];听说过ACP､知道ACP内容患者的ACP准备度评分更高,其也更加愿意接受ACP,希望通过ACP能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29]｡

综上所述,晚期肝癌患者ACP准备度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而其影响因素则包括了文化程度以及ACP知晓情况､社会支持､生命质量,临床中应不断提升医护人员的综合能力水平,不断强化医护质量,改善晚期肝癌患者的心态,让其生活质量得以有效提升｡但本研究并没有开展动态观察,属于横断面研究;也因样本来源有限,可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偏移,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进行大样本量的多中心研究,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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