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讨宫颈癌患者血清白介素10(IL-10)、分化决定簇抗原4(CD4)表达情况,并分析其与人乳头状瘤病毒(HPV)分型的关系。方法 收集80例宫颈癌患者临床病历资料归入宫颈癌组,另收集同期就诊的80例宫颈癌前病变患者和80例健康体检女性资料分别归入癌前病变组和健康对照组。对比3组患者血清IL-10、CD4表达、宫颈癌患者不同病理分型间血清IL-10、CD4表达、癌前病变组和宫颈癌组HPV分型、不同HPV分型间血清IL-10、CD4表达。结果 3组IL-10水平:宫颈癌组>癌前病变组>健康对照组(P<0.05);3组CD4水平:宫颈癌组<癌前病变组<健康对照组(P<0.05)。Ⅲ~Ⅳ期患者血清IL-10水平高于Ⅰ~Ⅱ期患者,CD4水平低于Ⅰ~Ⅱ期患者(P<0.05);发生淋巴结转移患者血清IL-10水平高于未发生淋巴结转移患者,CD4水平低于未发生淋巴结转移患者(P<0.05)。宫颈癌组高危型HPV感染占比显著高于癌前病变组(P<0.05)。经卡方检验Phi系数分析显示,高危HPV分型与宫颈癌发生间有关(Phi=0.016,P=0.032)。高危型血清IL-10水平高于低危型,CD4水平低于低危型(P<0.05)。结论 血清IL-10、CD4与宫颈癌发生、HPV分型间存在密切关系,且IL-10水平越高、CD4水平越低,则患者发生高危HPV感染几率越大,宫颈癌发生风险越高。
宫颈癌是一种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多由人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感染所致,可致患者出现阴道异常流血、肛门坠胀等不适症状,影响日常生活,危及生命健康[1]。研究发现,HPV可分为高危型HPV和低危型HPV,其中高危型HPV可引起生殖道皮肤黏膜鳞状上皮异常增殖和宿主细胞DNA复制转录紊乱,是介导宫颈癌发生、发展的主要HPV分型[2]。另有研究发现,HPV长期潜伏于人体生殖道中,可于人体免疫力下降时被激活并诱发HPV感染[3]。而白介素10(interleukin 10,IL-10)和分化决定簇抗原4(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4,CD4)是临床上常见的反映机体免疫功能的指标,前者是公认的炎症和免疫抑制因子,在机体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后者多存在于人体T淋巴细胞表面,可参与机体细胞免疫反应[4]。基于上述研究,合理推测,血清IL-10、CD4或与HPV感染分型和宫颈癌发生发展间存在某种联系,而探讨它们之间关系可有助于揭示宫颈癌发病机制,进而便于临床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降低宫颈癌发生风险。基于此,本研究主要探讨宫颈癌患者血清IL-10、CD4表达及与HPV分型的关系。具示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回顾性收集医院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收治的80例宫颈癌患者临床病历资料,并归入宫颈癌组,另收集同期于医院就诊的80例宫颈癌前病变患者和80例健康体检女性资料分别归入癌前病变组和健康对照组。入选标准:①宫颈癌符合《中国常见妇科恶性肿瘤诊治指南(2019版)》[5]中诊断标准,且经宫颈活检、影像学检查等确诊;②宫颈癌前病变符合《妇产科学9版》[6]中诊断标准;③宫颈癌、宫颈癌前病变患者均存在HPV感染,健康对照组无HPV感染;④患者临床病历资料或体检资料完整。排除标准:①合并阴道炎、宫颈糜烂等疾病;②合并其他恶性肿瘤;③合并精神疾病或认知障碍;④合并肝肾功能障碍。宫颈癌组年龄44~55岁,平均(51.15±3.24)岁;孕产次数0~5次,平均(3.26±1.12)次;宫颈癌家族遗传史:有14例,无66例;婚姻状况:已婚68例,未婚/离异12例。癌前病变组年龄43~54岁,平均(51.23±3.18)岁;孕产次数0~4次,平均(3.14±1.07)次;宫颈癌家族遗传史:有11例,无69例;婚姻状况:已婚70例,未婚/离异10例。健康对照组年龄42~56岁,平均(51.21±3.21)岁;孕产次数0~5次,平均(3.17±1.09)次;宫颈癌家族遗传史:有15例,无65例;婚姻状况:已婚71例,未婚/离异9例。对比3组基线资料(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血清IL-10、CD4检测
通过2个真空采集管分别取研究对象静脉血约2 ml, 其中第1管放置于离心机中以3000 r/min速率、10 cm半径,离心处理10 min后取血清,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IL-10水平;第2管放置于流式细胞仪测定血清CD4水平。
1.2.2 HPV分型确定
通过宫颈采样刷在患者宫颈口轻轻旋转4~5圈,采集适量宫颈脱落细胞,而后通过定量荧光PCR扩增技术检测HPV感染情况和HPV具体分型,将HPV病毒型别为16、18、31、33、35、39、45、51等归为高危型,将HPV病毒型别为6、11、34、40、42、43、44、54等归为低危型。
1.3 观察指标
对比3组患者血清IL-10、CD4表达情况;对比不同病理分型宫颈癌患者血清IL-10、CD4表达情况;对比癌前病变组和宫颈癌组HPV分型;对比不同HPV分型间血清IL-10、CD4表达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统计学软件SPSS 25.0对本研究数据进行处理,所有资料均经Shapiro-Wilk正态性检验,且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表示,2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3组间比较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间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用%和n表示,采用χ2检验;通过卡方检验Phi系数分析宫颈癌与HPV分型间关系。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3组血清IL-10、CD4表达情况
对比3组IL-10水平:宫颈癌组>癌前病变组>健康对照组(P<0.05);3组CD4水平:宫颈癌组<癌前病变组<健康对照组(P<0.05)。见表1。
2.2 不同病理分型宫颈癌患者血清IL-10、CD4表达情况
Ⅲ~Ⅳ期患者IL-10水平高于Ⅰ~Ⅱ期患者,CD4水平低于Ⅰ~Ⅱ期患者(P<0.05);有淋巴结转移患者IL-10水平高于无淋巴结转移患者,CD4水平低于无淋巴结转移患者(P<0.05)。见表2。
表1 3组血清IL-10、CD4表达情况比较
2.3 癌前病变组和宫颈癌组HPV分型
宫颈癌组高危型HPV感染占比显著高于癌前病变组(P<0.05)。见表3。
2.4 HPV分型与宫颈癌发生的相关性分析
经卡方检验Phi系数检验显示,高危HPV分型与宫颈癌发生间有关(Phi=0.016,P=0.032)。
2.5 不同HPV分型间血清IL-10、CD4表达情况
高危型血清IL-10水平高于低危型,CD4水平低于低危型(P<0.05)。见表4。
表2 不同病理分型宫颈癌患者血清IL-10、CD4表达情况
表3 癌前病变组和宫颈癌组HPV分型对比(例,%)
表4 不同HPV分型间血清IL-10、CD4表达情况
3、讨论
研究发现,高危型HPV中的E6蛋白可通过激活端粒酶活性来促使正常细胞逃避衰老和凋亡过程中的增殖限制,进而实现原始细胞永生化,可诱发细胞增殖失控,最终导致宫颈癌发生[7-8]。此外,高危型HPV属于存在鳞状上皮细胞细胞核内复制的无囊膜小DNA病毒,还可通过介导外源DNA插入宿主细胞基因来干扰正常细胞DNA复制和修复过程,增加正常细胞癌变风险[9]。因此,高危型HPV感染是宫颈癌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正如本研究结果中,宫颈癌组高危型HPV感染占比显著高于癌前病变组,且通过卡方检验Phi系数检验提示高危HPV分型与宫颈癌发生间有关,可进一步论证上述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危型血清IL-10水平高于低危型,CD4水平低于低危型,提示血清IL-10、CD4表达或与高危型HPV感染发生有关。推测机制可能为:血清IL-10、CD4均为人体免疫反应相关因子,前者为免疫抑制因子,可使机体在维持足够强度免疫应答的同时避免过度免疫应答对自身的病理损伤;后者则通过维持免疫系统平衡来增强机体对病原菌侵袭的免疫应答[10]。而当血清IL-10水平升高、CD4水平降低时,可通过介导免疫功能紊乱和过度免疫应答来降低机体免疫力,进而促使潜伏于人体生殖道中的高危型HPV病毒被激活并大量繁殖而诱发感染[11]。因此,血清IL-10水平越高、CD4水平越低,患者发生高危型HPV感染风险越高。
但值得关注的是,高危型HPV感染不会直接导致宫颈癌变,只有持续性或反复性的高危型HPV感染才是宫颈癌变的主要原因[12]。而观察本研究结果,发现宫颈癌患者血清IL-10水平高于癌前病变和健康人群、CD4水平低于癌前病变和健康人群,且由上述内容可知血清IL-10、CD4表达与高危型HPV感染发生有关,提示血清IL-10、CD4或可通过介导持续性HPV感染来诱导宫颈癌发生。分析机制可能在于:血清IL-10可通过抑制前炎细胞因子表达、抑制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活性等不同机制,使患者宫颈微环境处于免疫抑制状态,而这可导致高危型HPV感染清除障碍,进而介导持续性高危型HPV感染发生,如不及时干预,可逐渐诱发宫颈癌变[13]。而CD4为调节性T细胞表型的一种,不仅可通过分泌干扰素、激活巨噬细胞、促进B细胞分化等机制来增强宿主抗感染能力,还可通过调节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动态平衡来维持机体宫颈微环境的免疫的稳定性[14]。而当CD4水平下降时,多提示机体抗感染能力下降和宫颈微环境的免疫失稳,而这可使HPV增殖过程逃脱机体免疫监视,进而介导持续的高危型HPV感染发生,增加宫颈癌发生风险。
最后观察本研究结果,发现血清IL-10、CD4表达还与宫颈癌患者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有关。分析原因可能在于,血清IL-10、CD4可通过介导宫颈微环境免疫失稳来使恶性肿瘤细胞免疫逃逸,而免疫逃逸可通过改变自身微环境和抑制免疫细胞功能来逃避机体对恶性肿瘤细胞的免疫监视,是恶性肿瘤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机制[15]。因此,血清IL-10、CD4可通过介导肿瘤细胞免疫逃逸来参与宫颈癌进展,进而影响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
综上所述,血清IL-10、CD4在宫颈癌患者中呈异常表达,且与高危HPV感染有关;血清IL-10、CD4表达可通过介导HPV感染尤其高危HPV感染来促使宫颈癌发生、发展。临床可通过检测血清IL-10、CD4来筛选高危人群,进而通过加强监测、改善生活方式或药物干预等方式提前干预,降低宫颈癌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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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珂,胡东坡,蔚利纳.宫颈癌患者血清IL-10、CD4表达及其与HPV分型的关系[J].实用癌症杂志,2024,39(09):1415-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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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尽管早期发现可改善预后,但其发病率和病死率均位居世界女性恶性肿瘤的第四位。癌症的确诊及治疗给患者带来身心痛苦的同时,也会对主要照顾者的心理产生巨大冲击。主要照顾者要履行照护责任,平衡家庭及工作琐事,原有生活节奏被打破,同时面临至亲罹患癌症,极易产生预期性悲伤。
2025-01-06宫颈癌是女性中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的第4位[1],严重威胁着女性健康[2]。宫颈癌根治术是不保留生育功能宫颈癌患者的主要治疗方式之一,手术范围包括开腹及微创腹腔镜下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双侧附件切除术/双侧输卵管切除术(保留卵巢)+盆腔淋巴结清扫术伴或不伴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清扫[3]。
2025-01-02细胞分化抑 制因子 - 1 ( Inhibitor of intracellular differentiation - 1,ID - 1) 与多种恶性肿瘤的细胞分化存在联系,可 使肿瘤细胞凋亡进程阻滞,进而推动了恶性肿瘤的 发展[5]。脯 氨 酰 顺 反 异 构 酶 1 ( Prolylcis - trans isomerase1,Pin1) 可破坏肿瘤抑制基因、癌基因间的 平衡,进而推动了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6]。
2024-12-26化疗是人体恶性肿瘤治疗环节中的特殊一环。随着当今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化疗模式也由常规的在院治疗,转变为高效的日间化疗模式。日间化疗不仅能够使患者更早回归到熟悉的家庭生活,享受家的温暖,更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信心,对有效利 用 医 疗 资 源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2024-12-23除少数Ⅰa1期和部分Ⅰb1期等宫颈癌早期患者外,其他各期均应做术后瘤床、阴道残端和盆腔淋巴引流区放疗[3-5]。国内大多医院已应用三维适形及调强放疗治疗宫颈癌患者[6]。IMRT在照射野方向和形状上与靶区一致,临床优势主要为显著改善照射野中靶区剂量分布的不均匀性。
2024-12-16地稔Melastoma dodecandrumLour.为野牡丹科野牡丹属植物,也称铺地锦、金头石榴、地茄等[1],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各省区,包括贵州、广西、福建等地[2-3]。地稔新鲜或干燥全株药用,畲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使用较多,主治产后腹痛、崩漏带下、子宫出血、盆腔炎、子宫癌和食道癌等[4-5]。
2024-11-29宫颈癌是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是危害女性健康的危险因素之一。乳腺癌疾病进展较缓慢,从癌前病变到原位癌再到浸润癌共经历3个阶段,但是由于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诊断较为困难,患者确诊时大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导致预后不良[2]。临床确诊宫颈癌的金标准是宫颈组织活检病理。
2024-11-22宫颈癌是全球最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严重威胁女性健康,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就诊率较低。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宫颈癌导致的死亡与缺乏有效的治疗和诊断、缺乏适当的筛查计划以及暴露的危险因素增加有关。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 HPV)持续感染已被明确为宫颈癌的必要病因。
2024-10-30目前,肿瘤标志物因具有快速、微创、患者依从性高等特点在临床上已得到广泛应用,而寻找高效、准确的宫颈癌血清肿瘤标志物也成为近年来医学研究的热点[2]。诱骗受体3(DcR3)是新近发现的一种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能通过与FasL、LIGHT、TL1A配体结合,阻断下游细胞凋亡和炎症信号传导作用,在自身免疫疾病、恶性肿瘤等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
2024-10-29目前,相关研究[3-4]显示,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可能与患者生理情况、病理特征等因素有关,但目前尚未有定论。本研究纳入2017年1月—2022年1月延安大学咸阳医院妇产科和西安市第四医院妇产科收治的199例宫颈癌患者进行研究,旨在分析宫颈癌患者盆腔淋巴结转移发生的危险因素,为临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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