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离任审计被首次提出试行，中央开始审查地方领导干部所辖区域自然资源资产利用情况。离任审计规定（试行）方案的颁布，明确我国将在2018年开始将该项审计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对领导干部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终身追责，引导各地方领导提高对绿色发展重要性的认识。ESG指标的三个维度可以综合衡量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ESG评级开始受到国际社会和企业的重视。在坚持走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的背景下，我国全面推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对地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是环境污染及资源耗费最主要的微观主体，其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方面做出的反应，值得深入展开探讨。

以往文献多从离任审计的理论基础（陈献东，2018）、审计内容和方法（杨晓和等，2017）、评价体系（黄溶冰，2020）等方面研究和评价该项离任审计政策。伴随对理论层次的深度剖析，一些学者开始探究离任审计实施效果。学者发现，其可以明显促进试点地区企业环境责任的积极履行（孙玥璠等，2021；张佩和吴昊旻，2022），此外，还可以通过引导试点辖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曾昌礼等，2022；郭艳萍等，2022），来提升企业价值和实现绿色转型。

追溯以往文献发现，学者多从ESG评级或ESG表现对微观企业产生的影响展开探讨，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高杰英等，2021）和企业价值（张琳和赵海涛，2019）。参考王珮等（2021）的研究，环境保护税有利于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对ESG表现有促进作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一项考核环保绩效类的创新政策，是否会对资源型、重污染企业ESG表现产生积极的影响，值得深究。本文研究了201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三个维度的综合表现，并考察绿色创新在二者间的中介效应。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离任审计政策与企业ESG表现

随着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的实施，政府官员的政绩诉求随着治国理念的转变，从唯GDP增长的导向，向追求生态环境与经济的长久平衡发展转变（黄溶冰等，2019）。领导干部开始意识到环境绩效对其未来晋升的重要性。基于压力传递的视角，如果辖区内的环境绩效不理想，领导干部可能会面临被问责的压力，为避免因问责而阻碍其职业晋升道路，领导干部将充分调动其承担环境治理的责任的主观能动性，强化环境监管力度，将环境绩效考核压力传递给辖区内企业。辖区内企业在监管压力下，将会积极开展环境治理行动。重污染、资源型企业因为面临的环境责任履行要求更加严苛，因此，对污染与环境治理的态度呈现较大的转变，会更加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开展环境治理工作（钟廷勇等，2022）。基于上述分析，政绩观转变使地方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压力传递给排污主体微观企业，重污染、资源型企业会加强内部的治理工作，积极承担其社会和环境保护责任（蒋秋菊和孙芳城，2019），进而提升企业的ESG表现。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外部利益相关者重视企业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努力（林辉和李唐蓉，2023），实行离任审计政策后，社会公众会把视野放在领导干部和企业的行动反应上，企业塑造良好的ESG表现会给投资者留下良好印象，也会提升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重污染、资源型企业是生态环境的主要破坏者，企业管理者作为理性“经济人”，在离任审计实施的政策导向下，会权衡外部监管压力和内部发展需求，主动承担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张佩和吴昊旻，2022）。离任审计政策的全面推行，使资源型、重污染型企业的违规风险增加，该类企业也将承担更重的违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重污染、资源型企业有更强烈的动机去加强ESG表现，这促使管理者不断反思企业自身绿色发展道路上的管理缺陷，增加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重污染、资源型企业往往受到更多监管部门的关注、限制和约束，离任审计的出现也会加大企业的经营风险，会倒逼重污染、资源型企业通过履行环境和社会责任、改善公司治理状况来提升企业ESG表现。据此，提出假设：

H1：自然资源离任审计政策实施能提升资源型、重污染类企业的ESG表现。

（二）离任审计政策、绿色创新与企业ESG表现

实施离任审计是国家向地方领导干部提出的一项更高的环境绩效要求，地方领导干部会将这项环保压力转移到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行为上，特别是重污染企业。一方面，地方领导干部会针对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采取严苛的惩戒手段，倒逼重污染企业加大环保项目投入，改造升级原有技术（王耀东和徐素波，2023）。由于政府掌握一定资源配置的权力，会督促企业将部分资源充分用于绿色业务和绿色研发，引导企业关注环境治理的重要性，企业会购买环保设备与开展绿色创新，减少污染物排放（曾昌礼等，2022）。通过开展绿色创新，企业提高了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和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提升ESG表现；另一方面，为了寻求可持续发展，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政策导向下，股东选择主动配合领导干部下达的环保绩效需求，对管理者提出企业要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林辉和李唐蓉，2023）。由此，企业内部管理者考虑将环境管理纳入战略规划框架，加强内部生产及绿色研发的统筹管理，加大企业在绿色环保方面的投资，督促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与绿色生产转型，把环境绩效责任和社会责任提升到新高度。在此过程中，企业内部公司治理水平也得到提升，进而提升企业ESG表现。据此，提出假设：

H2：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下的资源型和重污染企业，可通过开展绿色创新提升企业ESG表现。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样本选择。本文选取2018年前未试点离任审计政策城市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期间为2014-2021年，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本文通过查阅各省市审计厅网站和审计年鉴等方法，人工统计2014-2017年该政策的试点城市，以此为基础反向筛选出在此期间未试点城市的所有企业。将资源型、重污染企业作为实验组，其他企业作为对照组，探究离任审计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企业所属城市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ESG评级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其他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本文剔除了ST、*ST、金融类企业和变量观测值缺失的样本；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缩尾处理。最终得到4760个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

时间政策交互项（Treat Time）。当企业属于全面试点后的重污染、资源型企业时，Treat Time取值为1，否则为0。

2.被解释变量：

企业ESG表现（ESG）。参考以往研究，以华证ESG评级来衡量企业的ESG表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ESG）根据“AAA-C”的九档评级进行赋分，最高等级AAA赋分为9、AA赋分为8，以此类推。

3.中介变量：

绿色创新（Apply＿T）。选取企业每年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衡量。

4.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企业层面的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成长性（Growth）、公司上市年限（Firmage）、股权集中度（Share）、董事会规模（Board）、两职合一（Dual）、独立董事比例（Indepen）、城市特征的区域经济水平（GDP）和第二产业比重（GDP＿S）。

（三）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H1，使用双重差分法（DID），以2018年全面实行离任审计作为事件节点，选取事件发生前后各四年的数据，构造如下固定效应模型：

其中，E S Gi,t为i企业在第t时期的E S G表现，Treat Timei,t反映t时段样本地区i是否有实施了离任审计的资源型、重污染企业，Controlsi,t为所有的控制变量，ui,t为个体固定效应，δi,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

构造模型（2）和模型（3）中介效应模型以检验假设H2。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中，企业的ESG表现最大值为8，最小值为1，平均值为4.01，中位数与平均值均在4左右，反映了目前我国企业总体ESG水平偏低。ESG表现的方差为1.20，说明不同企业的ESG表现差异较大。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列（1）显示了以企业ESG表现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的回归结果，Treat Time系数为0.328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离任审计政策的全面实施，加强了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ESG表现，支持假设H1。进一步将ESG表现细分三个维度，列（2)-(4）分别显示了环境（E）、社会（S）和公司治理（G）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离任审计对资源型和重污型企业ESG表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该作用主要体现在环境责任与公司治理层面。

表2 离任审计对企业ESG的影响

（三）机制分析

表3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后的ESG表现情况。列（1）为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绿色创新的回归结果，Treat Time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离任审计能够促进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列（2)Apply＿T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绿色创新能够提升企业的ESG表现。由此可见，绿色创新在离任审计与企业ESG表现中起正向作用，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2。

表3 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

（四）调节效应

本文选用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衡量薪酬激励（Pay），选用赫芬达尔指数衡量市场竞争度（HHI），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加入调节变量后，Treat Time*Pay对ESG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Treat Time*HHI对ESG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薪酬激励和市场竞争度能够正向调节离任审计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

表4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五）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在平行趋势检验中，检验企业在政策前后的ESG表现趋势，如图1所示。在政策实施前，曲线在0附近徘徊；2018年以后，企业ESG表现开始偏离0的基准点，验证了假设H1。

2.安慰剂检验。

将政策实施时间提前到2016年，使用双重差分回归2014-2017年的离任审计政策效应。回归结果如表5列（1）所示。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上文得到的结果稳健。

图1 平行趋势检验时间趋势图

表5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3.PSM-DID检验。

由于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可能存在差异，导致回归结果存在误差，因此，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列（2）所示。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本文假设H1结论的稳健性。

四、进一步分析

（一）产权性质

产权性质对提高ESG表现的动机产生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一方面，国有企业内的高管与官员的关系更为密切，其本身就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责任，离任审计的出现对其并没有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相较于综合实力较强的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往往更需要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肯定和支持，有更强烈的动机去提升ESG表现。因此，离任审计对非国有企业ESG表现影响更为深刻。将研究样本分组回归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国有企业样本回归系数不显著，非国有企业样本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非国有企业中，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对资源型、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有显著影响。

表6 异质性分析结果

（二）地区差异

由于不同地区可能存在履行效果差异，根据地理位置把各研究企业所属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东部地区的ESG表现在1%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的ESG表现在5%水平上显著，西部地区不显著。离任审计政策对东部、中部地区重污染、资源型企业ESG表现显著，而在西部地区并无显著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推广后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资源型企业的ESG表现；进一步剖析ESG三个维度可知，离任审计能显著提升企业环境（E）和公司治理（G）层面的表现，对于企业社会（S）层面的影响不显著；开展绿色创新在离任审计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在薪酬激励和市场竞争程度高的环境中，离任审计对企业ESG表现促进作用更强；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离任审计对重污染、资源型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本文从全面实施离任审计的角度出发，探究政策在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三个层面的实施效果，不仅细化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推广后对不同性质企业的ESG三个层面评价领域的文献，也对影响企业ESG表现的环境治理政策领域的文献进行了补充。此外，本文研究结果揭示了全面推广的离任审计政策对重污染、资源型企业环境和内部治理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推动经济形态向绿色低碳发展；有助于政府认识到离任审计的真实实施效果；为官员的考核机制切实落实和完善工作提供了参考，即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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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汤颖梅,邵磊磊.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J].时代经贸,2024,21(08):113-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