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管”前(2017—2019年)后(2020—2022年)南京市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特征。方法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管”前后南京市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从传播途径看,2017—2019年经肠道、自然疫源及虫媒、血源及性传播途径的法定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均高于2020—2022年(χ2=6 113.10、8.29、85.14,均P<0.05),呼吸道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低于2020—2022年(χ2=314.84,P<0.05)。从地区分布看,相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管”前,雨花台区呼吸道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明显下降(-191.45%);江宁区(+37.80%)和栖霞区血源及性传播途径的法定传染病(+34.69%)、鼓楼区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播途径的法定传染病(+31.85%)年均报告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管”期间,丙类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下降明显;不同传播途径的法定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变化,提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管”防控措施是其他法定传染病发病规律变化的影响因素。
2020年1月20日—2023年1月8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第1号、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144号)[1-2]。此期间采取的各项措施(划定风险区、强化学校/大型企业等重点机构防控、强化个人防护等)在有效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同时,也对其他传染病的发生产生一定的影响[3-5]。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南京市传染病报告情况的影响尚未进行分析,本研究通过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管”前(2017—2019年)后(2020—2022年)南京市报告的法定传染病特征进行分析,为法定传染病的防控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传染病监测系统,按照“发病日期”和“现住址”统计南京市2017—2022年报告的临床诊断病例和实验室确诊病例。
1.2 相关定义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法定传染病共40种。甲类、乙类、丙类分别为2种、27种、11种。按不同传播途径分为肠道传染病(10种)、呼吸道传染病(14种)、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14种)、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6种)、其他传播途径传染病(1种),其中病毒性肝炎不同分型按其各自传播途径归类[6-8]。
1.3 方法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按照病种分类、地区、时间描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管”前(2017—2019年)后(2020—2022年)南京市法定传染病报告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R.4.2.2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报告发病率间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检验水准(双侧)α=0.05。
2、结果
2.1 疫情概况
2017—2022年南京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28种167 623例,年均报告发病率为323.98/10万,中位数为286.98/10万。
2.1.1 按甲乙丙法定传染病分类
从疾病分类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管”前(2017—2019年)后(2020—2022年),甲乙类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18,P=0.14),但2017—2019年(298.50/10万)丙类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明显高于2020—2022年(147.64/10万)(χ2=4 489.60,P<0.05)。对丙类传染病病种进行分析:手足口病、流行性感冒和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报告病例数位居丙类传染病疾病谱前三位。对上述3个病种年均报告发病率进行分析发现,2017—2019年(234.42/10万)手足口病年均报告发病率高于2020—2022年(75.61/10万)(χ2=7 240.50,P<0.05);2017—2019年(28.08/10万)流行性感冒年均报告发病率低于2020—2022年(39.20/10万)(χ2=158.23,P<0.05);其他感染性腹泻病年均报告发病率无明显变化(χ2=1.30,P=0.25)。见表1。
表1 2017—2022年南京市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情况
2.1.2 按传播途径分类
从传播途径看,南京市法定传染病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管”前后均以肠道传染病报告发病率最高,其次为呼吸道传染病。2017—2019年肠道传染病(χ2=6 113.10,P<0.05)、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χ2=8.29,P<0.05)、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χ2=85.14,P<0.05)年均报告发病率均高于2020—2022年;呼吸道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低于2020—2022年(χ2=314.84,P<0.05)。从单病种分析,各年份法定肠道传染病均以手足口病和其他感染性腹泻病为主;法定呼吸道传染病以肺结核、流行性感冒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报告为主;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中出血热报告病例数最多;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以淋病、梅毒报告病例数最多。2017—2019年手足口病(χ2=7 240.50,P<0.05)、淋病(χ2=3 662.00,P<0.05)年均报告发病率高于2020—2022年;2017—2019年流行性感冒年均报告发病率低于2020—2022年(χ2=314.84,P<0.05);其他感染性腹泻病(χ2=1.30,P=0.25)、出血热(χ2=1.62,P=0.20)、梅毒(χ2=0.31,P=0.58)、肺结核(χ2=0.26,P=0.61)年均报告发病率无明显变化。
2.2 地区分布
2017—2022年南京市各地区法定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为139.01/10万~910.06/10万。年均报告发病率最高的为高淳区(569.31/10万),最低的为玄武区(191.10/10万)。从地区分布和传播途径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管”前后,江宁区法定肠道、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均位于全市高水平状态;高淳区法定呼吸道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处于高水平状态;溧水区和高淳区法定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处于高位水平状态。见表2。相比2017—2019年,雨花台区、高淳区2020—2022年法定肠道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依次下降911.20%、468.08%;雨花台区、秦淮区、建邺区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分别下降1 744.04%、756.56%、462.92%;栖霞区、江宁区、鼓楼区法定呼吸道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分别上升63.65%、59.86%、49.70%;雨花台区法定呼吸道传染病、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分别下降191.45%、388.20%。
表2 2017—2022年南京市法定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地区分布(/10万)
2.3 时间分布
2020—2022年南京市肠道、呼吸道、自然疫源及虫媒、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流行季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管”前类似。相比2017—2019年,2020—2022年南京市肠道传染病的夏季高峰不明显,并低于冬季流行峰(11~12月);2020—2022年南京市呼吸道传染病呈冬春季高流行态势;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高发季节为3~6月、11月至次年1月,2020—2022年春季高峰明显低于2017—2019年;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呈散发状态。见图1。
图1 2017—2022年南京市法定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时间分布
3、讨论
2017—2022年南京市法定肠道、呼吸道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水平高于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与其他地区发病趋势一致[9-11]。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管”前后,虽南京市法定传染病疾病谱未发生明显变化,但“乙类甲管”期间的丙类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明显降低,主要与本市手足口病年均报告发病率快速下降有关。分析其原因:手足口病以散居儿童和托幼儿童为主[12-1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急状态下的线上教学、外出活动减少、勤洗手等防病意识的提升等对防控手足口病同样有效。
从传播途径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出现前(2017—2019年)的法定肠道传染病、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高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管”期间(2020—2022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措施亦有效降低该两类传染病的发生[14-16]。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出现下降,本市报告病种以出血热为主,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出现前后的出血热年均报告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62,P=0.20),尚无法明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常态化防控措施对出血热年均报告发病率有显著影响[17]。2020—2022年呼吸道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高于2017—2019年,主要与本市流行性感冒年均报告发病率上升有关,但监测数据显示流感病毒检出率未见明显上升[18]。
从地区分布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管”前后,高发地区出现变化,法定肠道传染病高发地区由江宁区、浦口区、江北新区减少为江宁区;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高发地区由江宁区、建邺区、溧水区减少为江宁区;溧水区和高淳区法定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下降,但仍处于全市高位水平[19-20]。法定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地区由高淳区增至高淳区、江宁区;数据显示,栖霞区、江宁区法定呼吸道传染病报告发病率明显上升,分别上升63.65%、59.86%。这表明本市法定呼吸道传染病年均报告发病率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两个区的报告病例数密切相关。
从时间分布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管”前后,南京市各类法定传染病流行季节未发生明显变化。相比2020—2022年,南京市法定肠道传染病、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的不同月份平均发病率基本上低于2017—2019年同期。2020—2022年南京市呼吸道传染病的冬春季高峰高于2017—2019年,其原因需进一步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管”后,南京市丙类法定传染病发病率下降明显,高发地区出现些许变化。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政策的实施,各类重点机构和场所恢复线下工作和教学,人员的流动性增加,传染病的发病风险上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管”期间施行的防控措施能有效降低众多传染病的感染风险,但全人群对各类传染病的自然免疫可能降低,存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各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大幅度上升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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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2023年度预防医学及血地寄防科研课题立项项目(Ym2023065); 南京市卫生科技发展专项(YKK22190); 南京市医学重点专科(传染病预防控制科);
文章来源:赵跃媛,苏晶晶,周沁易,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措施对南京市法定传染病流行特征的影响[J].医学动物防制,2024,40(10):946-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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