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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药品集采中标药品和中选企业异常探测

2025-03-07 21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第九批全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共有41种中标药品，其中国家首年支付总额实际值与理想值差额处于异常值范围和临界值范围的各有5种；处于异常值范围的5种中标药品对应的中选企业共30家，其中首年销售额实际值与理想值的差额处于异常值范围的有14家。对此，可通过构建“0-1”规划模型，加强对中标药品和中选企业的异常探测，对不同支付额范围的中标药品实施差异化监管策略，多部门协调联动，确保全国药品集采的高度公平、透明与合规，在保障公众利益的同时，提升医疗保障体系的整体效能。

关键词：
“0-1”规划模型
中标药品
中选企业
异常探测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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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2018年以来,国家医疗保障局已组织开展了十批全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效果显著[1~3];但在采购流程和落地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政策规避[4,5]､竞争失真[6,7]､医保基金可持续发展压力较大[8]等问题｡

国家开展全国药品集采的初衷是在企业自主参与､自主报价､保证药品质量及公平竞争等前提下,针对同一通用名的临床疗效无差异的药品,按照单位可比价由低到高让多家企业依次入围,即对每种药品实施多家企业入围机制,确定拟中选企业数量后,择优选择报价低的企业,避免单一企业垄断｡拟中选企业按照单位可比价由低到高确定“供应地区确认”的顺序,单位可比价最低的为第一顺位,次低的为第二顺位,依次类推;若单位可比价相同,则对单位可比价相同的拟中选企业进行顺位二次排序｡对国家而言,这种“以量换价”的政策初衷是让顺位靠前的拟中选企业承担更多的药量,进一步减少国家医保基金支付总额｡对企业而言,当报价较低且固定时,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则希望销售更多的药品“以价换量”,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对某一中标药品而言,国家医保基金支付总额和企业销售额由药品价格及采购量共同决定;而药品价格的确定先于采购量的确定(供应地区确认),故药品采购量是影响国家支付总额和企业销售额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拟中选企业对供应地区的选择尤为重要｡

在供应地区确认的过程中,有一类现象值得关注:对某一中标药品,部分顺位靠前的拟中选企业虽然拥有优先选择供应地区的权利,却未选择约定采购量较大的省份,反而选择约定采购量较小甚至最小的省份｡按此趋势,约定采购量较大的省份可能由报价较高的拟中选企业接手,迫使国家支付更多的费用;由此产生了国家支付总额､企业销售额的实际值与理想值之间的偏差,这种偏差如果过大,就会违背“以量换价”的政策初衷｡

基于此,本研究基于第九批全国药品集采数据,计算每种中标药品的国家首年支付总额和中选企业首年销售额的实际值与理想值,以及实际值与理想值之间的差额,对可能存在的异常进行探测分析｡

2、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上海市阳光医药采购网公布的第九批全国药品集采中选结果数据,包含品种序号､品种名称､剂型､规格､包装､首年约定采购量基数､计价单位､生产企业､中选价格等信息;通过“药融云”“药智数据”等专业数据库,查询药品一致性评价时间､药物atc编码等信息;根据《药品差比价规则》,将药品价格转化为单位可比价,以消除同通用名药品不同剂型､规格､包装对药品价格的影响,并进行数据清洗｡

目前,拟中选企业按照以下规则依次确认供应地区:拟中选企业统一进入供应地区确认程序;从第一顺位企业开始,所有拟中选企业按顺位依次确认供应地区,每个拟中选企业每次选择1个地区,重复上述过程,直至所有地区选择确认完毕｡基于此规则,针对同一中标药品,将“某拟中选企业是否选择某供应地区供应某中标药品”的问题量化为一个二元决策问题,即通过“0”(不选择)和“1”(选择)的数值来量化决策选项,构建基于“0-1”规划的全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型,计算政策理想值｡

模型假设条件:遵循相应批次的供应地区确认规则;各中选企业公平竞争,均能满足相应的采购量,并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参与供应地区确认的企业为最终供应药品的中选企业｡

决策变量:设zI,K(I=1,2,…,i;K=1,2,…,31),表示中选企业I是否选择供应地区K｡

政策理想的结果为:针对某中标药品(所有规格),通过“以量换价”,将国家支付总额降至最低;同时,激励中选企业实现销售额最大化,从而提高经济效益､提升市场竞争力｡

XI表示中选企业I对应的单位可比价;YK表示供应地区K的首年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万片､万粒､万袋､万支等);p表示最高有效报价;Α表示首年约定采购量系数;REM为30i的余数｡

计算出每种中标药品的国家首年支付总额和中选企业首年销售额的实际值与理想值以及两者差额后,根据“五数概括法”,将差额分为“异常值”(重点关注药品)､“临界值”(待关注药品)､“正常值”(非重点关注药品)､“优异值”(暂不需关注药品)四类,据此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3、结果

“五数概括法”分析显示:第九批全国药品集采的41种中标药品中,国家首年支付总额实际值与理想值之间的差额处于异常值范围和临界值范围的各有5种,处于正常值范围的有24种,处于优异值范围的有7种(见表1)｡从中可以发现,七成以上的中标药品国家首年支付总额实际值与理想值的差额在合理范围内,节省了国家医保基金支出,体现出药品集采政策的优越性｡

进一步探究中标药品处于异常值范围的原因｡从解剖学､治疗学及化学分类系统(aNA-TOMICALtHERAPEUTICcHEMICAL,atc)看,同时处于异常值范围和临界值范围的中标药品涵盖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其中,心血管系统的中标药品有66.67%处于异常值和临界值范围,神经系统的中标药品有37.50%处于异常值和临界值范围｡从中选企业看,处于异常值范围的5种中标药品(aq､fb､px､pg､yl)涉及中选企业30家(分别为7家､6家､4家､9家､4家),其中14家中选企业处于异常值范围(重点关注企业),中标药品fb､px､yl涉及的中选企业处于异常值范围达到或超过半数(见表2)｡

表1第九批集采中标药品分布情况

表2中选企业销售额实际值与理想值差额百分比

4、异常原因分析

中标药品和中选企业销售额实际值与理想值差额处于异常值范围,有悖于政策初衷｡

从药品本身来看,可能由于中标药品存在市场需求大､获利空间小等特点,企业在期望中选的同时,对中标药品的盈利预期不高,因此在中选后没有承担较大约定采购量的积极性,即便顺位靠前,也缺乏主动选择约定采购量较大省份的意愿,从而使中标药品支付额的实际值与理想值差额偏离合理范围,甚至出现异常｡

从中选企业来看,对某一中标药品,若只有一家中选企业销售额的实际值与理想值差额处于异常值范围,往往可归咎于“中选企业的自身因素”｡例如中选企业yl1出于抢占市场先机､提前布局的战略考虑,希望拿到准入资格,故选择以较低的价格参与竞标并中选;然而这种做法可能引发“销售量增加但亏损加剧”,因此企业可能会主动放弃选择约定采购量较大的省份｡此类情况不仅与“各中选企业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的政策初衷相悖,而且导致国家医保基金支付总额增加,甚至出现异常｡若多家企业均处于异常值范围,则可能源于“中选企业所处的复杂环境因素”,包括众多企业非理性投标行为､市场竞争秩序扭曲,以及部分企业涉嫌合谋､围标､串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此类情况与“药品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各中选企业公平竞争”的政策初衷相悖,间接导致国家医保基金支付总额增加,甚至出现异常｡

5、讨论与建议

导致全国药品集采过程出现异常的原因,往往涉及多重因素的交织与相互影响｡本研究列举的异常原因分析,仅作为对异常探测结果的一种可能性解读,旨在引发相关部门对此问题的充分重视,同时为监管部门提供兼具创新性与针对性的异常探测方法思路及数据参考｡

5.1构建“0-1”规划模型,加强对中标药品和中选企业的异常探测

药品集采政策旨在通过“以量换价”机制降低药品成本,不可否认,集采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国家支付总额的实际值与理想值之间仍存在异常差额,中选企业销售额的实际值与理想值之间也存在异常差额,反映中选企业可能存在异常行为,对竞争企业产生影响,一定程度上有悖于政策初衷｡因此,有必要对此类中标药品的中选企业进行重点关注和监督审查,可通过构建“0-1”规划模型,探测全国药品集采中标药品及中选企业的情况,分析中选企业某类药品首年销售额与其排名顺位之间的相关关系等,减少异常情况的出现｡

5.2制定并实施中标药品和中选企业的差异化监管策略

为最大程度地激发全国药品集采政策的积极效应,并确保政策执行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可针对不同支付额范围的中标药品实施差异化监管策略｡

对处于正常值､优异值范围的中标药品,实行常态化管理,定期进行考核｡

对处于正常值范围的中选企业,根据政策现状､市场变化及企业发展情况,适时制定针对性的管理方案,如税收优惠､信用加分等,激励企业持续保持药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公平竞争｡同时,加强对中选企业的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确保药品供应的稳定和质量｡

对处于异常值､临界值范围的中标药品,应启动预警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剖析潜在因素,如药品自身定位及分类､用量及使用频率､成本效益等｡

对处于异常值范围的中选企业,应纳入重点监管范围,深入探究其是否存在政策规避､商业贿赂､竞争失真(如合谋､围标､串标)等有悖于政策初衷的情况,必要时启动调查程序,进行专项审计或监督检查｡对调查结果异常的企业,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警告､罚款,以及在严重情况下终止合同､纳入招采信用黑名单等｡这样也可起到警示作用,使今后参与投标的企业心存敬畏,确保在投标过程中实事求是､公平竞争,共同维护药品集采的秩序和效果｡

5.3多部门协调联动落实全国药品集采,接受社会监督

全国药品集采涉及诸多环节,需要医疗保障､卫生健康､监管等多部门分工协作,发挥部门联动效应｡此外,结合实际情况对政策进行评估,及时采取措施弥补制度缺陷或漏洞,并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药品集采的高度公平､透明与合规,在保障公众利益的同时,提升医疗保障体系的整体效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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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清立,陈洁颖.基于swot分析法的药品带量采购政策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0,37(12):910-912,948.

[3]谭清立,郭润镒,孙慧琳,等.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与医保谈判政策的协同作用[j].中国药房,2021,32(15):1793-1799.

[4]于培明,宋丽丽,岳淑梅.我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存在的制度缺陷[j].中国药物经济学,2010(04):51-56.

[5]顾海,唐艳,邓晨珂.我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的缺陷和对策[j].卫生经济研究,2006(07):28-29.

[6]朱恒鹏,岳阳,朱磊.药企合谋对药品招标采购的影响——以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为例[j].经济学(季刊),2022,22(06):2171-2192.

[7]陈艳.从几个案例解析围标串标行为的成因和对策[j].技术与市场,2013,20(06):225-226,228.

[8]许金鹏,康正,石淇,等.面向公共价值创造的医保基金数字监管模型构建研究[j].中国医院管理,2024,44(04):18-22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智驱动的医保资源优化配置模式与政策研究”(723340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跨问题群智优化算法模型构建与算法研究”(72401202);深圳市科创委高校稳定支持面上项目“无人机医疗资源智能调度优化”(20231120174835002);

文章来源:牛奔,刘玺鲲,柴语鹃,等.全国药品集采中标药品和中选企业异常探测[J].卫生经济研究,2025,42(03):5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