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研究上海市和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情况及相关因素。方法 选取2019年10月—2021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和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分娩,符合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产妇,分别为1 679例和684例。在产后1~3 d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生育、养育相关情况及爱丁堡产后抑郁自评量表(EPDS)评分。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产后抑郁症的危险因素。结果 上海市抑郁筛查总阳性率为5.30%(89/1 679),轻度抑郁占3.81%(64/1 679),中重度抑郁占1.49%(25/1 679)。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抑郁筛查总阳性率为6.87%(47/684),轻度抑郁占4.97%(34/684),中重度抑郁占1.90%(13/684)。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产后抑郁症筛查阳性率高于上海市,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796,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剖宫产是上海市产妇产后抑郁症的高危因素(P<0.05,OR=2.355,95%CI:1.007~5.508)。产后出血和新生儿转儿科是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产妇产后抑郁症的高危因素(P<0.05,OR=3.019,95%CI:1.586~5.747;P<0.05,OR=2.225,95%CI:1.125~4.403);孕期参加孕妇学校是产妇产后抑郁症的保护性因素(P<0.05,OR=0.340,95%CI:0.118~0.980)。结论 上海市和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产妇产后抑郁症的总体检出率较高。上海市和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影响因素有明显差异,应根据地区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心理保健服务。
围生期心理健康是目前全球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围生期抑郁指从妊娠开始至产后4周时间内发生的抑郁症,对产妇本身和新生儿的身心健康均可产生严重危害[1],长期持续存在将增加产妇产后发生慢性精神心理疾病的风险。由于医疗卫生资源、文化教育背景及经济状况等不同,围生期抑郁患病率和危险因素呈现明显地域差别[2],无法建立统一的产后心理健康评估体系。上海市和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文化背景、经济状况、教育程度差异较大,本研究同时间对上海市和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医院分娩1~3 d的产妇进行调查研究,旨在了解不同地区产后抑郁症发生状况和影响因素的不同之处,为不同地区制定产后抑郁症精准防治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纳入标准:①2019年10月—2021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和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分娩的产妇;②单胎妊娠,活产分娩,分娩孕周≥28周;③产后1~3 d。排除标准:①不愿意参加研究;②国籍非中国;③有智力障碍、精神障碍等精神疾病;④孕期在外地产检;⑤产妇产后转重症监护室。按照上述标准,上海市筛查1 679例,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筛查760例。本研究经过伦理委员会批准(2021-17)。
1.2方法
1.2.1调查人员及方法
在产后1~3 d,由接受过心理评估培训的专科护士向产妇解释本研究目的和内容,告知结果保密,知情同意后,产妇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进入孕产妇心理评估系统,准确填写生育及养育情况,进行爱丁堡产后抑郁自评量表(EPDS)评分。
1.2.2生育及养育情况调查表
自行制定,调查内容包括孕期参加孕妇学校情况、新生儿性别是否符合产妇和家庭预期,新生儿喂养方式等。
1.2.3抑郁判定标准
EPDS量表[3]共10个条目,每个条目按1~3级评分,1~8分为正常,9~12分为轻度抑郁,13分及以上为中重度抑郁[4]。
1.2.4临床资料
产后3 d内查阅病历,记录产妇资料,包括年龄、分娩孕周、孕次、产次、分娩方式、产后出血情况、新生儿是否转儿科。
1.2.5质量控制
经过心理评估培训的专科护士面对面指导产妇填写调查表。对于在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不通汉语的产妇,用当地语言解释,使产妇理解调查表的每项内容。产妇填写问卷后再次与产妇确认选项是其真实想法后,指导提交调查表。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及率表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χ2检验。产后抑郁症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抑郁筛查阳性率
上海市筛查1 679例,产妇平均年龄(31.08±3.92)岁(20~45岁),分娩孕周(38.94±1.22)周(28~41+5周)。上海市抑郁筛查总阳性率为5.30%(89/1 679),轻度抑郁占3.81%(64/1 679),中重度抑郁占1.49%(25/1 679)。
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筛查684例,产妇平均年龄(25.21±6.08)岁(20~46岁),分娩孕周(38.95±1.16)周(29+2~41+3周)。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抑郁筛查总阳性率为6.87%(47/684),轻度抑郁占4.97%(34/684),中重度抑郁占1.90%(13/684)。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产后抑郁症筛查阳性率高于上海市,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796,P>0.05)。
2.2上海市和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产妇产后抑郁症产科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见表1、表2。
表1上海市产妇产后抑郁症的产科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例(%)]
表2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产妇产后抑郁症的产科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例(%)]
单因素分析显示:上海市产妇产后抑郁症与分娩方式有关(P<0.05)。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产妇产后抑郁症与产后出血、新生儿转儿科、孕期是否参加孕妇学校有关(均P<0.05)。
2.3上海市和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产妇产后抑郁症产科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剖宫产是上海市产妇产后抑郁症的高危因素(P<0.05,OR=2.355,95%CI:1.007~5.508)。产后出血和新生儿转儿科是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产妇产后抑郁症的高危因素(P<0.05,OR=3.019,95%CI:1.586~5.747;P<0.05,OR=2.225,95%CI:1.125~4.403);孕期参加孕妇学校是产妇产后抑郁症的保护性因素(P<0.05,OR=0.340,95%CI:0.118~0.980)。见表3、表4。
表3上海市产妇产后抑郁症产科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表4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产妇产后抑郁症产科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 论
3.1产后抑郁症筛查状况
本研究发现: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产后抑郁症筛查阳性率高于上海市。近年来,针对产后抑郁症发生率的研究较多,由于诊断标准、设计方法、研究时间、抽样方法、样本来源及社会人口学资料等不同,产后抑郁症患病率的报道存在很大差异。我国报道的产后42 d的产后抑郁症发生率为14.7%[1],本研究中上海市和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产后3 d内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明显低于这个数据。合肥市产后3~7 d产后抑郁症发生率为22.3%[5],本研究结果明显低于合肥市的产后抑郁症发生率。产后抑郁症首次发作后约半数以上会在未来的5年内再次发作,有1/3的患者甚至在第1年内再次发作,而且随着复发次数增多,复发风险也加大。因此,应在产后出院前积极进行产后抑郁症的筛查,给予高危人群尽早干预,以降低产后42 d的发生率。
3.2影响产后抑郁症的相关因素
3.2.1分娩方式与产后抑郁症
本研究显示不同地区分娩方式对产后抑郁症的影响不同。在上海市,剖宫产是产后抑郁症的高危因素。佘立群等[6]和方娜等[7]研究发现剖宫产增加产后抑郁症的发生风险,经阴道分娩的产后抑郁症发生风险小,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在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分娩方式对产后抑郁症无明显影响。应严格掌握剖宫产及阴道助产指征,合理处理妊娠期并发症,剖宫产术后可采用镇痛泵以减轻术后疼痛,鼓励早下床以促进术后恢复。肖喜荣等[8]研究发现:生育政策放开后剖宫产,子宫肌瘤术后瘢痕子宫剖宫产率增速最快,其次为产前发热,最后为瘢痕子宫(剖宫产史)。上海市剖宫产增加产后抑郁症的风险可能与上海市剖宫产的原因有关,大部分为高危妊娠及阴道试产失败,增加产后抑郁症的发生风险。Ilska等[9]研究发现:剖宫产术后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症的风险明显增加,且与产后疼痛程度有关。
3.2.2产后出血与产后抑郁症
本研究显示:两地区产后出血对产后抑郁症的影响不同。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产后出血明显增加产后抑郁症的发生风险,上海市产后出血与产后抑郁症无关。Wang等[10]研究发现:产后出血的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发生风险明显增加,但另一研究[11]结果与之相反,产后出血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无关,但是如果产后出血患者出院前贫血未矫正,则产后抑郁症发生率明显升高。 产后贫血可能由于疲劳、认知能力下降、情感不稳定而导致抑郁[12-13]。产妇产后长时间存在贫血状态,是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产妇产后抑郁症的高危因素的可能原因。
3.2.3新生儿转儿科与产后抑郁症
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新生儿出生后转儿科是产后抑郁症的高危因素,但是在上海市新生儿转儿科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无关。本研究中,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新生儿转儿科的比例低于上海市,但是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新生儿转儿科是产妇产后抑郁症的高危因素。可能原因是上海市医疗比较发达,虽然新生儿出生后转入儿科,但是新生儿救治及时,预后良好,产妇产后抑郁症发生率并不高。在合肥市和郑州市的研究发现新生儿健康状况不佳与产后抑郁症呈正相关,发生率明显高于新生儿健康的产妇,是产后抑郁症的高危因素[5,14]。以上研究均证实新生儿的预后差是产后抑郁症的高危因素。
3.2.4孕期参加孕妇学校与产后抑郁症
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孕期参加孕妇学校是产后抑郁症的保护性因素,但是上海市孕妇是否孕期参加孕妇学校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无关,可能原因为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产妇产科相关知识薄弱,孕期参加孕妇学校可以帮助产妇加强学习产褥期保健知识。同时,孕妇学校可以指导产妇正确喂养、护理婴儿,帮助其尽快适应新的社会角色,鼓励产妇产后尽早进行身体锻炼以促进恢复。研究[15-16]发现:孕产妇通过孕妇学校不仅可以提高自我护理能力,而且可以有效预防产前焦虑和产后抑郁症的发生,与本研究结论一致。
3.3本研究的局限性及结论
本研究在上海市和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各选取一家代表性医院,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偏倚,但至少能部分反映两个人口组成完全不同地区产妇的产后抑郁症发生状况及产科影响因素。2021年我国《围产期抑郁症筛查与诊治专家共识》建议在围生期尽早筛查、尽早管理,积极预防产后抑郁症的发生,但产后筛查时机和频次未明确规范,且缺乏各地区的精准筛查模式[17]。鉴于全国不同地区孕妇产前检查依从性、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产后随访差异较大,出院前进行产妇心理健康评估可能是可行的、避免遗漏高危产妇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地区特色的产后心理筛查和干预体系,以期有效降低不同地区孕产妇心理疾病的发生并改善预后。
参考文献:
[1]丁辉,陈林,邸晓兰.产后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的专家共识(基于产科和社区医生)[J].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2014,15(6):572-576.
[2]肖美丽,张劲强.产后抑郁预测研究进展[J].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20,45(4):456-461.
[5]杭春梅.合肥市育龄妇女产后抑郁现状和影响因素研究[D].合肥:安徽医科大学,2020.
[6]佘立群.天津某医院产妇产后抑郁影响因素研究[D].天津:天津医科大学,2018.
[7]方娜.分娩方式对产后抑郁的影响[J].中国药物与临床,2014,14(3):366-367.
文章来源:孙毅,蔡美玉,莫玲,等.上海市和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产妇产后抑郁症的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24,39(18):3553-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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