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发布的全球癌症负担数据，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 929万例，其中死亡病例996万例[1]。癌症疼痛作为癌症患者尤其是中晚期患者的主要症状，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认知情绪调节在疼痛感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调节涉及到认知、情绪和期望等高级过程，可以通过心理机制来影响疼痛的感知和体验[2]。认知行为疗法已被广泛应用于慢性疼痛的治疗，显示出显著效果[3]。然而，目前研究多侧重于探讨癌痛和生活质量之间的直接关系与机制，缺乏认知情绪调节在两者之间中介作用的研究。此外，生活质量是一个多维概念，鲜有针对生活质量精细维度的进一步探索。本研究探讨认知情绪调节在癌痛与生活质量各维度之间的中介作用，重点关注适应性与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的差异，旨在为提升癌症患者生活质量提供有效策略。

1、对象与方法

1.1病例选择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24-01-01-2024-02-28山东省肿瘤医院住院患者中经历癌痛的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签署知情同意书；(3)病理学确诊为癌症；(4)调查前24 h内经历过癌痛；(5)无严重精神或躯体疾病，能够沟通交流。排除标准：(1)问卷数据不完整、逻辑矛盾或前后不一致；(2)存在严重影响癌痛评估的疼痛相关疾病(如骨折、神经病理性疼痛等)。对符合纳排标准的患者，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一般人口学资料、疼痛、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以及生活质量等数据。本研究经山东省肿瘤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SDTHEC2024004030),并获得所有患者知情同意。

1.2研究工具

1.2.1一般资料调查表

采用自行编制的一般资料调查表对患者进行调查，包括性别、年龄、长期居住地、受教育年限和职业状况等人口学变量及癌症分期等疾病相关信息。

1.2.2简明疼痛评估量表简版

简明疼痛评估量表简版(brief pain inventory short form, BPI-SF)是临床上最常用的多维度疼痛评估工具之一[4],已经汉化并在中国癌症群体中广泛运用[5-6]。量表Cronbach'sα系数及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均>0.70[7],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良好。该量表采用11级评分(0～10),其中0级表示没有疼痛，10级表示疼痛剧烈。

1.2.3认知情绪调节问卷简版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简版(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short, CERQ-short)由Garnefski等[8]于2006年开发，是CERQ的缩减版，保留了原问卷的结构，分为适应性和非适应性认知调节策略。CERQ及CERQ-short广泛应用于癌症人群中。在乳腺癌和肺癌患者中Cronbach'sα系数>0.65[9-10]。该量表采用5级评分(1～5),1表示没有，5表示总是。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为相应题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面临负性生活事件时越有可能使用该特定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1.2.4生活质量功能问卷

生活质量功能问卷(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function 17,QLQ-F17)由欧洲癌症研究和治疗组织(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EORTC)研制，是一个专注评估癌症患者功能状态的工具，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QLQ-F17包括5个功能尺度(躯体、角色、认知、情绪和社会功能)和1个患者自评健康项目。在中国癌症人群中，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0.70,内部一致性良好[11]。功能维度采用4级评分(1～4),1表示没有，4表示非常；自评健康项目采用7级评分(1～7),分数越高表示自评健康越高。各项原始得分需经线性公式转换为0～100的标化分，得分越高表明功能和自评健康状况越好。

1.3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Leventhal等[12]提出的自我调节常识性模型(common sense model, CSM)为研究个体在患病(某种健康威胁)后的疾病感知、应对与健康结局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这一模型强调个体在感知到疾病威胁后，如何通过认知和情感加工来调节自己的应对行为[13]。以该模型为理论框架，提出本研究假设：认知情绪调节在癌痛与生活质量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7.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研究对象基本人口学特征、疾病相关资料及各量表得分采用统计描述，分类变量采用率或构成比表示，连续型变量采用表示。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评估癌痛、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生活质量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PROCESS程序中的Model4验证癌痛与生活质量各维度间的简单中介效应，将基本人口学特征、疾病相关资料中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分析变量之间的中介效应。采用重复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5 000个Bootstrap样本，对所生成和保存的5 000个中介效应估计值进行大小排序，并由此获得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如果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检验水准α=0.05(双尾)。

2、结 果

2.1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共发放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76份，有效率92.00%。其中男160例(57.97%),女116例(42.03%);40～60岁患者146例(52.90%);家庭月总收入<3 000元患者145例(52.54%);呼吸系统肿瘤和消化系统肿瘤占比较多，呼吸系统肿瘤102例(36.96%),消化系统肿瘤105例(38.04%);疾病分期中，Ⅳ期患者109例(39.49%);接受手术治疗患者180例(65.22%),接受化疗患者148例(53.62%),接受靶向治疗患者79例(28.62%),接受免疫治疗患者59例(21.38%);108例(39.13%)患者有合并症或基础疾病。见表1。

表1276例癌痛患者一般资料

2.2癌痛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生活质量各维度相关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疼痛与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呈负相关(r=-0.276,P<0.001),而与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间的相关性不显著(r=0.100,P=0.098),同时疼痛与生活质量的各维度[躯体功能(r=-0.490,P<0.001)、角色功能(r=-0.509,P<0.001)、情绪功能(r=-0.257,P<0.001)、认知功能(r=-0.357,P<0.001)、社会功能(r=-0.355,P<0.001)、自评健康(r=-0.300,P<0.001)]表现呈负相关。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与躯体功能(r=0.493,P<0.001)、角色功能(r=0.436,P<0.001)、认知功能(r=0.207,P=0.010)以及社会功能(r=0.150,P=0.013)呈正相关；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与情绪功能(r=-0.373,P<0.001)和认知功能(r=-0.223,P<0.001)呈负相关。见表2。

2.3认知情绪调节中介效应路径系数检验

将基本人口学特征、疾病相关资料中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最终纳入年龄、家庭月总收入、手术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疼痛负向影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B=-0.129,P<0.001),而对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影响不显著(B=0.016,P=0.167),同时疼痛负向影响躯体功能(B=-6.873,P<0.001)、角色功能(B=-6.562,P<0.001)、情绪功能(B=-2.085,P=0.001)、认知功能(B=-3.213,P<0.001)、社会功能(B=-4.984,P<0.001)和自评健康(B=-3.039,P<0.001)。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正向影响躯体功能(B=13.084,P<0.001)和角色功能(B=10.527,P<0.001),而对情绪功能(B=-1.323,P=0.351)、认知功能(B=1.557,P=0.279)、社会功能(B=1.506,P=0.483)和自评健康(B=-1.656,P=0.303)没有显著影响。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负向影响情绪功能(B=-19.765,P<0.001)和认知功能(B=-11.166,P=0.001),而对躯体功能(B=-1.224,P=0.771)、角色功能(B=3.780,P=0.358)、社会功能(B=1.519,P=0.750)和自评健康(B=-5.195,P=0.146)没有显著影响。见表3。

2.4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对躯体功能和角色功能有着显著的中介作用，路径系数分别为-1.683和-1.354,其中躯体功能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9.62%,而角色功能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7.23%。见表4。

表2癌痛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生活质量各维度相关分析

表3认知情绪调节中介效应的路径系数检验

回归中每个分类变量赋值均按表1顺序从“1”开始。

3、讨 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认知情绪调节在癌痛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并比较适应性和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在其中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首先，癌痛负向影响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包括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和自评健康。其次，癌痛与生活质量间的中介效应由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发挥，其对躯体功能和角色功能有着显著的中介作用。而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虽然负向影响认知功能和情绪功能，但癌痛与其的影响不显著，不满足中介效应的前提。

表4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癌痛影响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本研究发现，疼痛程度越重，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和自评健康的得分越低。多项研究指出，癌痛具有影响疾病进程中所有生活质量维度的潜力[14-16],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具体而言，癌症患者常常报告因疼痛无法正常行走或站立[17-19],严重影响躯体功能。同时，癌症和疼痛的双重负面效应干扰了个体的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20],减少了个体的社交活动[15]。此外，癌痛不仅影响患者的注意力、记忆力和执行功能[21],还影响患者的情绪状态。有研究表明，与无痛的癌症患者相比，有痛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水平显著更高[22]。因此，临床上应重视疼痛的监测和患者自我报告，并积极开展以患者为中心的个体化疼痛治疗与管理。

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和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是认知情绪调节的两种形式。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是指使用健康、积极的认知策略来调节情绪，包括认知重评、认知重建和注意转移等策略[23];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是指使用消极或不健康的认知策略来应对情绪，包括情感抑制、沉思和灾难化等策略。本研究发现，癌痛负向影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该结果与杨兴玲等[24]的研究一致。这种影响可能与病理状态下的预测误差处理能力受损有关。疼痛认知情绪调节的机制涉及认知、情绪和期望等高级过程[2],经典的如安慰剂镇痛反应和注意转移。这些现象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疼痛调节机制解释[25]:疼痛感知触发并与相关期望进行比较，如果疼痛感知与期望相符，期望得到确认；如果不一致，则生成预测误差信号并通过学习更新期望。然而，在病理状态下，预测误差处理能力可能受损，导致异常的学习和持续的疼痛体验。虽然本研究未发现癌痛和非认知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但Aaron等[26]通过纵向研究发现，疼痛与灾难化认知及情绪调节困难相关，个体在面对疼痛时更倾向于采用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不同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通过改变认知过程来影响情绪反应和健康结果。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有助于个体有效管理情绪，应对挑战和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而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可能加剧情绪问题，增加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本研究发现，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正向影响躯体功能和角色功能，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负向影响认知功能和情绪功能。表明使用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的个体在身体功能和社会角色方面表现更好，使用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的个体在认知功能和情绪功能方面表现更差。与Gross等[27]的研究结果一致，其研究发现认知重评与生活质量正相关，而逃避或者情感抑制与生活质量负相关。

虽然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会对生活质量的不同功能领域产生影响，但只有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在癌痛与生活质量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孙泽坤等[28]的研究指出，认知(如对疼痛的评估和信念)、情绪状态(如焦虑、抑郁和愤怒等)及人格特质均可能通过影响认知和情绪来影响个体的疼痛体验。Dickens等[29]的研究指出，疼痛灾难化与近期生活逆境(如感知压力和慢性负担)相关，并且疼痛灾难化中介了疼痛对近期生活逆境的影响。因此，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如沉思和灾难化)可能会影响个体对疼痛的评估和信念，进而影响生活质量。但在本研究中，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并未在疼痛和生活质量间产生中介作用，可能与创伤后成长(post traumatic growth, PTG)和社会期望偏差有关。Blickle等[30]的研究指出，创伤事件的适应性认知处理(如接受、认知重评)与更高的PTG相关，个体可能通过PTG获得更强的心理韧性。此外，不能排除患者因社会期望或自我保护心理而低估了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的影响。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采用横断面单中心设计，研究方法为方便抽样法，可能存在选择偏差，研究结果的泛化性有限。未来可以采用纵向设计，探究疼痛对生活质量的长期影响，并扩大研究样本，以提高研究结果的代表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疼痛对生活质量的各个维度均产生负面影响，不同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生活质量的功能领域具有不同的影响。认知情绪调节在疼痛与躯体功能和角色功能之间的中介效应主要由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发挥。因此，减少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增强癌痛患者的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能力，有助于改善其生活质量，减轻疼痛对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医护人员在治疗过程中应更加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提供适应性认知调节训练，帮助患者更有效地应对疼痛和情绪困扰。

利益冲突无

参考文献:

[7]高丽萍,陈典璇,韩富莲,等.中文版简明疼痛量表在癌症患者中内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分析[J].军医进修学院学报,2010,31(10):1009-1011.

[13]孔羽,汤婷,查慧贤,等.基于自我调节常识模型的研究热点及演变的可视化分析[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22,28(12):1573-1579.

[24]杨兴玲,王艳娜,黄辉跃,等.癌痛感觉-情绪-认知三维度相关性研究[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7,33 (13):970-974.

[28]孙泽坤,王锦琰,罗非.疼痛与注意的交互作用:自下而上的捕获效应和自上而下的调节作用[J].心理科学进展,2015,23(12):2096.

基金资助:山东省人文社科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专项(2023-JKZX-08);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项目(202315020614);

文章来源:胡筱玙,吕静静,秦畅,等.认知情绪调节在癌痛与生活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及其差异分析[J].中华肿瘤防治杂志,2024,31(24):1526-1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