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据统计，全球每年因肺癌死亡人数高达160万例，2022年我国肺癌患者病死率在所有癌症病死率排名中高居首位[1-2]。虽然肺癌的现代医学治疗手段在不断更新，但由于肺癌患者确诊时以中晚期为主[3],总体来说预后不容乐观[4-5]。研究证实中医药在治疗恶性肿瘤方面有显著疗效[6],在改变患者癌前病变状态[7]、减轻放化疗产生的不良反应、预防肿瘤转移复发、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等多个方面存在明显优势[8]。近年来，中医药治疗肺癌已经进入科学化、系统化、精准化的阶段[9],中医药参与防治肺癌已是大势所趋。

陕西省名中医李仁廷教授，衷中参西，精研中西医理，在治疗肿瘤相关疾病30余年的临床、教学、科研经验中，总结出独具特色的诊疗方法。笔者结合传统中医基础理论，对李仁廷教授运用“五脏失和，癌毒内聚”理论治疗肺癌经验进行凝练分析，并结合相关医案探索其组方思路，挖掘其用药特色。

1、“五脏失和，癌毒内聚”与肺癌

1.1 古代医家论治肺癌的经验

古代医家早已发现类似“肺癌”疾病的症状，称之为“肺积”“肺壅”“息贲”等，并对其形成原因、病变脏腑作出全面而深刻的阐述。《杂病源流犀烛·积聚症瘕痃癖痞源流》载：“邪积胸中，阻塞气道，气不宣通，为痰，为食，为血……遂结成形而有块[10]。”强调气、痰、血、食等因素参与肺癌的形成。明代医家张介宾言：“凡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盖脾虚则中焦不运，肾虚则下焦不化，正气不行，则邪得以居之[11]。”指出脾肾不足是积聚形成的根源。《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曰：“喜则伤心，心以所胜传肺，遇春肝旺，传克不行，故成肺积[12]。”《灵枢·本脏》有言：“肝高则上支贲，且胁悗，为息贲。”综合古代医家对肺癌的深入论述，窥其大要可知五脏虚损是肺癌形成的根源，痰瘀毒热是发展的关键。

1.2 现代中医学者论治肺癌的经验

随着中医药治疗肺癌的研究不断深入，现代中医学者对肺癌的发生、发展、治疗有了更客观、科学的认识。李佩文教授认为肺癌多为邪毒壅聚肺脏，耗竭肺阴肾精所致，治疗时应从“肺肾相生”方面把握遣方用药原则[13]。王笑民教授认为肺癌患者心、肾多虚损，病机多为心神不力，肾精变异、衰竭，癌毒化生，正气不足[14]。刘言等[15]提出在肺癌治疗过程中应从肺脾肾三脏同调入手。程昌培等[16]基于“肝为气化之始”理论提出肝虚、肝郁致元气生成不足，胸阳不振，癌毒侵犯华盖而发为肺癌。由此可见，现代学者从多维度剖析诸脏腑与肺癌发病的相关性，病因复杂，病位复合，病机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可见肺癌与“邪毒生、五脏损”紧密相关。

1.3 李仁廷教授对肺癌病因、病机的认识

李仁廷教授在古代医家论治肺癌的理论基础上，认为肺癌的根本病机多属本虚标实，其发生、进展非独责于肺。肺脏娇嫩，癌毒袭肺，致肺主气失司，影响机体内肝升肺降的气机循环，肝之调气不及或太过，气机舒展不利，累及肝疏泄气血失职，气血运行受阻，运动失衡，心血不足，心失所养，神志不安；癌肿渐以人体气血津液自养，脾胃供之不及，掠夺胃中精气，致脾胃衰败；癌毒难驱，日久煎灼体内气血津液，损伤肾中精血，机体衰败。五脏之间相互所累，愈发失衡，气血阴阳失调，邪毒传舍，伺机侵袭人体其他脏腑，发生肿瘤的扩散、转移等。此外，肺脏为四脏之上盖，通行诸脏之精气，受不得脏腑之病气，他脏病之所及，体内滋生痰、瘀、热，癌毒乘虚投隙，居体内最虚之地，肺中正虚毒蕴，癌毒结于肺中或出现肺继发恶性肿瘤。总而言之，李仁廷教授认为肺癌的发生、发展以及结局与心肝脾肾的生理病理关系密不可分，遂提出“五脏失和，癌毒内聚”理论，且在审治肺癌时应从“五脏、毒邪”入手，寻虚损之脏为本，辨毒邪性质为要。

2、从“五脏失和，癌毒内聚”分阶段论治肺癌

机体形成致癌的失衡环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变过程。李仁廷教授结合多年临床经验，根据病位深浅、病情严重程度将肺癌分为癌前病变、术后治疗以及带瘤生存3个阶段。在治疗上，以“扶正解毒”为治则，提出“调和五脏、祛邪抗癌”的治疗法则，将抗癌解毒贯穿治疗始终，以调补五脏为重心。不同疾病阶段结合病证，权衡“扶正”和“攻毒”利弊，保胃气、通腑气、畅情志、安心气、补肾气、补肺气，各有偏重地对肺心肝脾肾各脏进行调补，终而安五脏、驱邪毒。

2.1 肺癌前病变(大攻小补)——清肺散结、疏肝理脾

肺癌前病变阶段多为肺结节性病变。有关研究表明，大多数肺癌早期影像学特征表现为肺结节[17]。肺结节检出率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也提高了肺癌早期诊断率，孤立性肺结节癌变发生率为10%～70%[18]。李仁廷教授临证发现肺结节的形成多与肝郁、脾虚、肺伤有关。刘言等[19]通过对419例肺结节患者中医证候进行归纳，得出肺癌患者的主要证型为气阴两虚证、痰热瘀结证、肝郁气滞证、脾虚湿盛证等，病位证素与肺、脾、肝三脏关系最为密切，充分验证了李仁廷教授的总结。外感六淫、脾虚水湿不运、肝郁气机不舒导致肺通调血脉、通达水道、气机升降功能异常，久之体内气郁、痰饮、瘀血等病理产物停滞胶着，癌毒始生，正邪胶着凝聚不散储于肺络，结节乃成。机体始于六淫毒邪，陷于脾虚，郁于肝气，终致结节发生，长此以往不予治疗，恶性循环，使得部分肺结节恶变，肺癌始发。

根据肺结节发生恶变的特点，对于不确定肺结节或处于动态观察期间的肺结节，应尽早进行中药干预治疗，纠正患者体内“五脏受损，癌毒内生”的失衡环境，降低或扭转结节恶变的可能。李仁廷教授认为结节虽成，癌毒始生，但正气损而未衰。临证时宜大攻小补，提出清肺散结，疏肝理脾的治疗法则。用药上，常选择鱼腥草、猫爪草、半枝莲等药物清肺解毒散结，茯苓、白术、党参等药物健运脾胃，柴胡、青皮、玫瑰花等药物疏肝解郁、和畅情志。胃气不和者加用木瓜、砂仁、陈皮；食欲不佳者加用鸡内金、焦三仙；脾虚湿困者加用厚朴、苍术、茯苓、薏苡仁等。诸药联合，使痰消、饮化、气行、血运、毒去。

此外，相关研究表明，多数无症状肺结节患者表现为偏颇体质[20],对于无相关症状表现患者的治疗，李仁廷教授从辨体出发，在四时五脏阴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医“三因制宜”的特色疗法，纠正患者体内五脏不安、阴阳失衡的紊乱状态。气郁体质患者平素多情绪不佳，对肺结节存在焦虑、恐惧等心理负担，李仁廷教授以疏肝解郁为法，多用柴胡疏肝散加减以和畅情志，安抚患者负性情绪。肝气畅达，机体气血健旺，正气增强，驱邪外出，体质趋于平和，病乃自愈。

2.2 肺癌术后治疗(攻补兼施)——清肺补肺、健脾温肾、宁心疏肝、化瘀解毒

处于肺癌术后治疗阶段的患者，多为早中期且身体能耐受手术者。肺癌高发年龄为55～79岁，肺癌患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发病率和病死率逐渐升高的特点[21-22]。正如《灵枢·天年》所言：“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华颓落，发颇斑白。”40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脏腑功能渐退，气血运行渐差。从脏腑辨证的角度，根据病情进展，患者体内结节已成，有形之邪痰湿、水饮、瘀血泛滥，肺脾肾虚损、肝郁心痹逐渐加重，肺癌终成。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肺癌患者若有手术机会，应将手术作为治疗第一选择，但很多患者术后出现复发或转移导致治疗失败[23-24]。李仁廷教授认为肺癌术后、放化疗后癌毒未清，机体仍处于“正虚邪留”的病理状态，致使肺癌发生复发、转移。患者在经手术、放化疗等对抗性治疗后，癌肿虽被切除，但机体“气虚痰湿血瘀”的癌症状态并未得到改善，类似于西医“高凝、高压、低氧、炎性”的肿瘤微环境[25-27]。术后气血津液不复，气机升降失司，情志变化过极，心神耗竭，肝气郁结，恶性循环导致五脏虚损，肺癌复发的概率大大增加。

对于该阶段的治疗，李仁廷教授主张攻补兼施，坚持抗癌解毒和治虚损脏腑并重，确定“扶正攻毒”的治则，采用清肺补肺、健脾温肾、宁心疏肝、化瘀解毒等法。此阶段多用六君子汤随证化裁联合化瘀散结类药物。对于破瘀行血、抗瘤散结类药物，李仁廷教授善用血肉有情之品的虫类药物，如僵蚕、蜈蚣、全蝎等，虽药力峻猛，但把握好其偏性、配伍得当，则效如桴鼓。术后咳嗽、咳痰重者加用桑白皮、蜜紫菀、瓜蒌等药物清肺化痰、敛阴纳气；情绪不佳失眠者常予以酸枣仁、远志、玫瑰花等解郁安神类药物。治疗时精准辨证，动态施治，顾护虚脏，解毒抗瘤，使五脏安和，气血生化有源，肺脏得缓，有效降低肿瘤术后、放化疗后复发或转移的概率。

2.3 肺癌带瘤生存(大补小攻)——温肾、健脾、调肝、宁心、补肺、减毒

病至中晚期，肺癌患者病程日久，正气虚耗，癌毒蕴久难祛，流注他处累及脏腑，痰瘀毒湿等病理产物反作用于五脏，肺伤、肾损、脾虚、肝郁、心竭程度进一步加重，五脏精气殆尽，机体愈发无力驱邪。癌肿增大、转移，失去手术机会，倡导中晚期肺癌患者“带瘤生存”成为普遍共识[28-29]。对于该阶段的治疗，李仁廷教授主张以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和延长生存时间为最终目的，使患者“带疾而终天”。

肺癌患者带瘤生存阶段，李仁廷教授认为治疗时宜大补小攻，以“扶正减毒”为治则，温肾、健脾、调肝、安心、补肺、减毒。以恢复机体受损的五脏为主，忌过度攻伐，恐死于攻而非虚，五脏稍缓，则气血津液生化有源，机体方有余力调动全身正气驱邪外出。此阶段患者多表现为正虚瘀结、癌毒瘀结、肺肾阴虚、肺脾气虚等证型或复合证型，法随证立，方从法出。李仁廷教授病证合参，拟制了培元抗癌汤、培土生金核心方、益气养阴方等治瘤方药，获得诸多医者认可，并广泛应用于临床，效果甚佳。对于五脏虚损、癌毒瘀结者，常予以培元化瘀抗癌汤配伍清热解毒类药物治疗；正虚瘀结者多用培土生金核心方补脾肺之气，解毒散结化瘀；肺肾阴虚者多用百合固金汤补肺益肾。

李仁廷教授并不拘泥于中医药治疗，提出中晚期肺癌患者经中西医联合治疗后可获得带病延年的主张。中晚期肺癌患者在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姑息性手术等西医治疗过程中联合中医药治疗，可显著改善患者生存质量，维持甚至延缓疾病发展进程，减轻西医治疗后产生的不良反应[30-31]。李仁廷教授结合临床研究证明，培元抗癌汤联合TP方案治疗气虚血瘀型中晚期肺癌，联合用药组CD3+、CD4+及CD4+/CD8+等免疫指标显著升高，MMP-9、CYFRA21-1水平及CAFs肺癌指标阳性表达率降低，治疗效果显著优于单独化疗组[32]。

3、验案举隅

患者，男，75岁，2021年3月17日来诊。2015年1月患者因咳嗽在当地医院行胸部CT发现左肺上叶前段占位性病变，无手术机会，考虑为恶性病变放疗7次。2018年10月因咳嗽、痰中带血行支气管镜检查以及病理活检，结果显示：左肺上叶尖后段小块组织鳞状细胞癌，后行放疗10次+GP方案化疗2个周期，因严重消化道反应停止治疗。2020年5月发生骨转移，于当地医院行白蛋白紫杉醇+洛铂化疗3个周期，因血小板过低，患者及其家属放弃继续治疗。刻下症见：咳嗽，咳痰，痰中带血，左后背部疼痛，自觉烧灼感，腰困，每日腹泻4～5次，饮食可，眠一般，小便正常。舌质淡，苔白，脉沉细。诊断：肺癌。病机：气阴两虚，五脏俱损，癌毒扩散。治法：补护正气，顾护五脏本元，佐以抗癌解毒。方药：党参30 g, 炒白术20 g, 炒山药15 g, 石斛15 g, 酒黄精 15 g, 乌梅15 g, 煨诃子12 g, 玉竹15 g, 瓜蒌 15 g, 桔梗10 g, 炙甘草5 g。14剂，每日1剂，水煎 300 mL,分2次服。

2021年3月31日二诊：患者腹泻、左后背部疼痛症状改善，左侧肩颈部至无名指范围出现麻木感，仍有咳嗽、咳痰，痰中带血。舌质淡，苔白，脉沉细。初诊方加白及10 g, 天花粉12 g以敛肺止血、清肺生津。每日1剂，水煎300 mL,分2次服。

2021年5月26日三诊：以初诊方为基础加减治疗，服药两个月后患者腹泻症状消失，左后背部疼痛显著缓解，左侧肩颈部至无名指范围出现麻木感持续时间减少，舌质淡，苔白，脉细。故在初诊方的基础上调整药物，去乌梅、诃子、炒山药、玉竹、瓜蒌，加用茯苓12 g, 清半夏12 g, 五味子15 g, 蜜紫菀 15 g, 白及10 g, 仙鹤草15 g, 土贝母10 g, 伸筋草 10 g ,以化痰散结、补气养阴之品增强扶正之力。煎服法同前。

患者坚持纯中医治疗至今，精神状态佳，左后背部疼痛、肩颈部麻木感消失，偶有咳嗽，生存时间延长，生活质量极大改善。复查CT结果未见病情进展。

按语：患者老年男性，正气流失七八，邪毒猖獗且放疗、化疗等属热毒伤，加之癌肿不断消耗患者体内的气血津液以自养，体内五脏虚衰，肺脾肾犹亏，癌毒猖獗，传舍入骨，导致患者出现腰困、咳嗽、咳痰、痰中带血、疼痛、腹泻等症状。肺乃病位，李仁廷教授以治肺为先，按照顾护五脏本元，补护正气，佐以抗癌解毒的治疗原则用药，以党参、白术补肺健脾、生津养血，气阴得续；山药、石斛、玉竹平补肺脾肾，益气养阴，使气阴得复；瓜蒌宽胸散结；乌梅、诃子敛肺涩肠、敛阴生津；炙甘草调和诸药。全方共奏扶正固元、抗癌解毒之效。初诊方温肾、健脾、补肺，其独到之处在于补肺气而不升提，补中气而不峻猛，扶正气而不恋邪。药物配伍巧妙，桔梗善下冲逆，最开壅塞，配伍甘草为舟楫之剂，含排脓之意。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桔梗、甘草与其他药物联用后，可促进药物在体内的分布，提高药物的抑瘤率[33-34]。二诊仍出现咳嗽、痰中带血症状，遂增加具有补肺止血、抗肿瘤作用的“肺科良药”白及[35]和天花粉。三诊时用药思路更是独树一帜，益肺脾肾固本，化痰、止咳、清热、解毒治其标，契合患者正虚毒盛的病机。李仁廷教授不拘泥于一证一方，灵活用药，在患者治疗过程中坚持大补小攻的治疗原则，注重补护五脏本元，佐以祛邪。

4、结语

综上所述，肺癌总属本虚标实，以五脏虚损为本，痰湿瘀热内生的癌毒为标。治疗上，秉以五脏为先，解毒为要，扶正为本的治疗原则，把握疾病发展阶段，用药时倡导中西医结合共同治疗，充分发挥中药独有的抗肿瘤优势，取得了扭转恶变结节的可能、降低复发概率、缩小瘤体以及延缓疾病进展等显著成效，使患者获得最优的临床效益。

参考文献:

[3]赫捷,李霓,陈万青,等.中国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2021,北京)[J].中国肿瘤,2021,30(2):81-111.

[4]林丽珠,王思愚,黄学武.肺癌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J].中医肿瘤学杂志,2021,3(6):1-17.

[5]王丹阳,闫斌,田国庆.近五年中医药治疗原发性支气管肺癌临床研究概况[J].中医杂志,2021,62(18):1643-1647.

[6]谌玉佳,徐舒,胡凯文.不同治疗手段对原发性肺癌患者终末期生活质量影响的回顾性研究[J].中医杂志,2018,59(12):1039-1041.

[7]张亦璐,焦丽静,许玲.中医药联合化疗治疗肺癌临床治疗模式进展[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7(4):2222-2224.

[8]谢雅革,沈克平,卢艳琳.中医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研究进展[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5):2846-2851.

[9]花宝金,庞博,朴炳奎.中医药防治肺癌的优势与策略[J].北京中医药,2022,8(5):472-475.

[10]赵进喜,李继安.中医内科学实用新教程[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

[11]张伯礼,李振吉.中国中医药重大理论传承创新典藏[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

[12]王笑民.中医历代肿瘤术语集[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

[13]褚雪镭,贾博慧,毛昀,等.李佩文教授从肺肾相生治疗晚期肺癌的临证经验[J].世界中医药,2022,8(23):3376-3379.

[14]孔维嘉,丁彤晶,王玥,等.王笑民治肾解毒法维持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经验[J].河北中医,2022,44(11):1773-1777.

[15]刘言,李晓斌,喻明,等.基于肺脾肾“五行相生”理论论治肺癌[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23,29(15):172-178.

[16]程昌培,杨柱,唐东昕.基于张锡纯“肝为气化之始” 论治肺癌[J].四川中医,2020,38(4):37-39.

[17]刘宇婷,刘挨师.影像组学在诊断肺结节中的研究进展[J].CT理论与应用研究,2023,32(4):573-578.

[19]刘言,李龙朝,安鹏,等.419例肺结节患者中医证候特点研究[J].中医药导报,2022,8(12):60-63.

[20]徐佳仪,王真.150例肺部小结节患者中医体质分布探析[J].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2018,28(4):330-333.

[21]梁锌,刘梦雯,张丽,等.全球部分地区肺癌发病趋势及年龄变化情况分析[J].中国肿瘤,2022,8(9):683-692.

[22]李翔,高申.1990—2019年中国居民肺癌发病､患病和死亡趋势分析[J].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21,29(11):821-826.

[23]洪子强,苟文曦,逯英杰,等.达芬奇机器人手术与胸腔镜手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短期疗效及成本分析[J/OL].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2023:1-6 (2023-02-08).

[24]梁文华.基于分子标志的非小细胞肺癌术后复发预测专家共识[J].中国肺癌杂志,2022,25(10):701-714.

[25]张昱航,许鹏.从肿瘤微环境角度探讨中晚期肺癌的中医治疗[J].吉林中医药,2021,7(10):1387-1392.

[26]刘攀,李仁廷,崔旭旭,等.李仁廷教授治疗晚期肺癌血液高凝状态的经验探析[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20,29(21):2325-2327.

[27]李容容,李仁廷,曹茜,等.扶正解毒法干预肿瘤炎性微环境机制研究进展[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21(10):207-210.

基金资助:陕西省第三届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2019003); 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项目(2019-ZZ-JC043);

文章来源:崔瑞芳,李仁廷,韩梦影.李仁廷从“五脏失和,癌毒内聚”辨治肺癌[J].中医学报,2024,39(08):1728-1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