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产期是女性抑郁的高发期，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的数据显示，我国围产期抑郁的发生率为3.8%～16.7%[1]。《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将围产期抑郁（perinatal depression,PND）定义为抑郁起病时间为妊娠期间或产后4周内，即包括了妊娠期间抑郁和产后抑郁[2]。PND会导致孕妇情绪低落、发生产科疾病的概率增加、婚姻关系紧张等一系列后果，还会对儿童的情感、行为发育产生负面影响，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极大困扰[3]。近年来，国内外对PND的研究较为重视。以往的研究发现，孕妇发生PND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孕妇的性格特征、生理健康状况、围产期生活事件、家庭支持度、周围环境和孕妇心理等[4]。本研究拟从PND相关因素的研究进展出发，综述PND发生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减少围产期妇女抑郁的发生提供思路。

1、生物学因素

1.1 基因与遗传

目前，对于基因与PND相关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基因和5-羟色胺转运蛋白基因，ERα主要是PvuⅡ和XbaⅠ2种基因存在多态性，而ERβ主要是RsA-Ⅰ和Alu-Ⅰ2种基因存在多态性，并发现其可能导致PND的患病率升高[5]。且有研究证实，5-羟色胺转运蛋白基因的多态性也可能影响PND的发病率[5]。有研究发现，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因C677T和A1298C基因多态性是PND的独立影响因子[6]。有学者对人类Foxp3基因与PND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但并未发现明显的相关性，可能是由于样本量等因素的影响[7]。以上研究说明，PND的发生与多种基因的多态性存在一定关系，因此，开展孕妇相关基因筛查对于PND的预测十分必要。同时，大多数学者通过研究PND患者与对照组体内代谢水平的差异进而推理、探索其基因表达的多态性与PND的关系，并提出如叶酸、炎症因子等体内因子的相关基因也可能与PND有关，但仍待后续研究。

1.2 激素

关于激素和PND的相关关系，研究者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包括雌孕激素、催乳素、甲状腺激素和肾上腺素等。

其中，周莉娜等[8]运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和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评价孕妇的心理状态，并与孕妇体内的雌二醇（estradiol,E2）、孕酮激素（progesterone,P）和催乳素（prolactin,PRL）的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HAMD评分与体内E2的水平呈负相关，与P的水平为正相关关系。SCL-90中抑郁因子的评分与体内E2水平呈负相关，躯体化因子与E2呈负相关，与P呈正相关，其余对照指标均无显著相关性[8]。王焱等[9]发现PND患者各孕期体内E2、PRL和催产素含量均低于对照组，而皮质醇、肾上腺素的含量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9]。张雪丽等[10]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测评孕妇PND发生情况并测量孕期激素水平，发现孕晚期抑郁组体内的E2和P含量高于对照组，其余时期低于对照组，且孕晚期E2水平与EDPS得分为正相关关系，因此有关学者推测可能是激素水平的波动变化对PND产生影响[10]。有研究发现，甲状腺相关激素也会对PND产生一定影响，其中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水平的降低可能会增加PND的发病率[11]。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ree triiodothyronine,FT3）、游离甲状腺素（free thyroxine,FT4）及其他甲状腺相关激素在抑郁组和对照组中无明显差异[9]。

目前，针对于雌、孕激素，催乳素的研究成果较多，但部分学者受样本量及研究方法的影响，其结果并不一致。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甲状腺激素、肾上腺素和糖皮质激素等对PND的影响[9,11]，普遍发现体内激素含量与PND的发生具有显著相关性。因此，孕期及时监测体内相关激素含量，并作适当调整，有助于减少PND的发生风险，保障孕产妇的心理健康。

1.3 营养因素

研究显示，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A）、二十碳五烯酸（eicosapentaenoic acid,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DHA)3种ω-3多不饱和脂肪酸可能与PND的发生有关[12,13]。苏虹等[12]发现PND组和对照组中3种脂肪酸在产妇产前差异均不明显，但产后PND组EPA和DHA的含量明显更低，且EPDS评分较产前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除此之外，有数据显示，PND组AA/DHA比值显著高于对照组[13]，且AA的血清水平也与EPDS的评分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14]。关于维生素，目前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B族和D族维生素。研究显示，PND组血清维生素D水平越高，HAMD评分越低，呈显著负相关[15,16]。胡运娇等[17]提出产前维生素D水平低不会导致PND发生率的增加,但如果同时有白细胞介素-6升高，则会显著增加产妇的PND发生率。另有学者开展了队列研究，但并未发现叶酸、B族维生素与PND有明显线性关联[18]。

目前，关于B族和D族维生素与PND的相关性还存在一定争议，且对于更多其他营养素与PND的相关研究结论尚少。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多不饱和脂肪酸对PND的发生有显著影响。因此，合理饮食、定时监测体内相关营养素的含量并及时调整对于减少PND的发生有重要意义。

1.4 妊娠合并症

许多学者关注于PND与妊娠合并症的关系，大量研究均表明，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会导致PND的发病率增加[19,20,21]。且有学者研究证明，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的PND发病风险会随着病情加重而增加[22]。

但目前关于PND与妊娠合并症相关关系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研究样本量较小、具有一定选择偏倚等问题。同时，大多数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或病例对照研究，并未将妊娠合并症和PND发生的时间因果关系纳入到研究中，故部分学者认为妊娠合并症会导致PND，也有部分学者认为PND会导致妊娠合并症，未来有待进一步开展大样本的队列研究。

1.5 中医体质因素

目前，中医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刘想想等[23]发现，九大体质（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和特禀质）中，气郁质和气虚质会增加PND的发病率，而平和质则会降低PND的发病率，反之，体质偏颇的人群患PND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及早发现孕产妇体质类型，对非平和质的人群加强心理疏导，并给予更多理解和帮助，注意其情绪监测，可以有效预防孕妇PND的发生。

2、心理因素

2.1 个人因素

由于个人情况的差异，孕妇在社会中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而其中研究最多的PND影响因素有产次、年龄、心理准备以及新生儿性别期待等。

目前，关于产次与PND之间关系的探讨仍众说纷纭。一项调查了4 813名孕妇的调查分析表明初产妇是PND的危险因素[24]。但李帅等[25]的研究结果恰好相反，认为产次与PND呈正相关。这也许是由于经产妇与初产妇的生理、心理状况均有较大差异，受到较多混杂因素的干扰，各个学者对于产次对PND的影响仍存在一定分歧。一项关于孕育史（包括妊娠史、流产史、分娩史、剖宫产史）对PND影响的队列研究指出，无论是初产妇还是经产妇，若既往有流产、畸胎引产等孕育经历,当其再次妊娠时可能因对妊娠结果的担忧产生较大心理压力，继而发生PND[26]。从中可发现，产次对围产期的影响差异或与产期的经历相关，但目前将三者联系的研究较少，仍待日后进一步研究。

有研究显示，年龄是PND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高龄产妇（≥35岁）的妊娠分娩风险及胎儿健康状况受损风险都有所增大[27],PND患病率也高于年轻妇女[28,29]。同时，有研究表明，20岁以下的孕妇发生PND的风险也相对增高[30]。相反，孕妇的生育年龄在25～29岁则是PND的保护因素[31]。因此，建议女性尽量在25～29岁做好生育计划，且相关人员应做好对高龄产妇的心理健康护理。

女性在孕期会经历社会角色的转变和身体情况的变化，对孕产妇的心理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带来一定考验，且容易给孕产妇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持续且不充分的心理准备是引发PND的危险因素。关于围产期心理准备程度与PND的相关性，爨米荣等[32]的研究表明，患有PND产妇的产前心理准备评分显著低于未患PND的产妇，说明孕期心理准备不足，患PND的可能性会增大。

此外，受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部分孕产妇及其家庭对新生儿的性别有一定期待，特别是在农村等偏远地区。孙国庆等[33]的综述显示，产前对性别的倾向性以及产后对性别的不满意程度会增加PND发作的可能。王佳等[34]也认为，新生儿性别不符合家人预期时，围产期女性很可能产生持续性低落情绪，引发PND。应摒弃落后思想，加大科学妊娠分娩的宣教力度。充分的围产期健康教育将有利于提高孕产妇及家属对妊娠和分娩的认知，缓解孕产妇在围产期全阶段的抑郁状态，并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PND的发生。

2.2 个性因素

在针对不同性格及人格特质的围产期女性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神经质人格特质是直接预测PND发病最稳定的人格因素[35]。由于神经质人群具有内向、以自我为中心、成熟度不够、敏感、情绪波动、固执、好强、社交能力低下、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等个性特点[36]，当面临妊娠期压力时，神经质水平高的孕产妇更容易发生PND[35]。

产前心理状态与情感表达会对PND的发生情况产生显著影响。目前的研究重点主要为产前焦虑和内向不稳定性性格的人群。研究表明，妊娠晚期出现焦虑情绪的女性更容易发生PND，更有甚者会出现焦虑和抑郁2种情绪共存，进一步影响孕妇的生活质量[37]。爨米荣等[32]发现具有内向型性格和不稳定心理的产妇面对问题时更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处理方式，如否认病情、疏离、自责或滥用药物等，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重病情。故在妊娠分娩这一特殊时期，家属应及时发现围产期女性的亚健康心理状态，疏通其不良情绪，提供足够的情感及物质支持，必要时可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2.3 社会经济地位造成的自我价值感

社会经济地位是反映社会成员社会地位高低的指标，主要基于职业、收入、教育等因素。研究表明，孕妇的社会经济地位与PND密切相关，有全职工作、收入较高、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发生PND的概率更低[38]。同时，叶优春等[39]的研究表明，月收入、工作状态是PND的独立影响因素。这或许要归因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时，孕妇的自我价值感较高，有较强的物质支持能力和心理承受力；反之，孕妇会对于自身能否顺利迎接新生命并给予下一代良好的抚养环境感到焦虑。

2.4 压力性生活事件

压力性生活事件如离婚、家庭成员出现严重疾病或死亡等会使孕妇遭受较大压力，使得孕妇出现持续性的悲观情绪，更易出现PND[24]。同时，相关研究指出，产前所感知到的压力与PND患病率呈线性关系[40]。例如，在传染病疫情期间PND的发生率明显升高，且与每天新确诊病例、疑似感染和死亡病例数均呈正相关[41]。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后，由于对母婴安全的担忧，以及没有得到完善的产前护理、定期产检被取消或延期等因素的影响，孕妇心理状况受到较大影响并出现PND相关症状[42,43]。这提示在评估孕产妇情况时，需要重视此类高危因素对其心理状态的影响，尽早发现并提供支持和帮助。

3、社会支持因素

社会支持是指他人提供的亲密关系、信息支持、情感支持、物质支持、自我价值和社会归属等个体主观感受的支持[44]，是决定心理应激与健康关系的重要中介因素之一。其中分为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正式社会支持包括产前护理、干预及分娩环境等，非正式社会支持即家庭、朋友等社会群体提供的支持[45]。

3.1 正式社会支持

正式社会支持方面，目前研究的热点集中于产前综合护理，即护理人员对孕产妇进行孕期保健、分娩教育、角色转换教育，以及与家属进行沟通等。郭颖[46]通过对比分析发现，经产前心理护理干预后的孕产妇，其产后各阶段发生PND的概率比未经心理护理干预的孕产妇小。可见，适宜的护理干预，特别是心理护理，有助于帮助孕妇改善心理状态，正确认识围产期可能出现的生理改变和突发状况，帮助其更好地应对不良事件和不良情绪。

3.2 非正式社会支持

积极的非正式社会支持是孕产妇PND的重要保护因素，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围产期女性更容易发生PND和出现焦虑情绪[47,48]。这是因为妊娠晚期胎儿发育加快，导致孕产妇的躯体症状及心理压力增加，孕产妇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度降低，而分娩后，由于需要照护新生儿，孕产妇无法维系正常的人际关系，易出现情绪问题，若此时社会支持水平较低，不良情绪无法很好地宣泄，就可能引发PND。

有研究表明，“伴侣支持”“可获得支持的亲密朋友数量”“同事支持”等是对PND影响最大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因素[47]。其中，来自家庭的支持对孕产妇有着密切直接的影响。孙国庆等[33]的调查指出，抑郁组和对照组在居住条件、家庭月收入、夫妻关系及婆媳关系中均具有明显差异。而另一项研究表明[24]，围产期与老人一起居住也是危险因素之一，这也许是由于婆媳关系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对孕产妇在家庭中的状态有显著影响。对于孕妇来说，一个支持、理解和温暖的家庭环境可以帮助其减少压力、增加幸福感，促进更好的健康结果，加上亲友充足的关心和帮助，能有效降低其因恐惧和焦虑而增加PND的发生风险[46]，为其顺利过渡到母亲角色打下基础。

围产期抑郁在对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危害的同时，还会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深入研究围产期抑郁的影响因素十分必要。但就目前而言，生物学相关因素中对于遗传因素的研究尚且较少，躯体疾病方面也有待继续研究。另外，某些领域的研究结果尚不一致，需要继续考证。

综上所述，孕妇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均会对围产期抑郁的发生造成一定影响，但目前的研究范围不够全面，某些因素的研究结果尚未达成共识，且缺乏生理、心理和社会多因素交互作用对围产期抑郁影响的研究，有待后续进一步开展。各级医疗机构、家庭等应持续加强对孕期妇女心理状况的关注，及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以保障围产期妇女的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1]陈静,邹涛,赵丹青,等.围产期精神障碍筛查与诊治专家共识[J].中国全科医学,2023, 26(28):3463-3470.

[3]徐阳,李元涛.围产期抑郁的影响及危险因素研究进展[J].实用医学杂志,2017,33(3):340-342.

[4]合浩,阮冶,邬劲,等.围产期孕妇抑郁障碍危险因素临床分析[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16(1):28-31.

[5]何青,谢玉珍,李映桃,等.雌激素受体及五羟色胺转运蛋白基因多态性与围产期抑郁的相关性研究进展[J].现代妇产科进展,2015,24(4):308-310.

[6]李引弟,岳红云,李华.孕期叶酸摄入与MTHFR基因多态性对产后抑郁的影响[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7,28(6):632-635.

[7]冯桂玲,潘昆贻,邓小燕. Foxp3基因多态性与广东地区产后抑郁相关性的初步探讨[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6,37(12):1598-1600,1603.

[8]周莉娜,祁元琴,邓岚,等.初产妇围产期血清性激素水平变化与心理障碍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9,27(8):1235-1238.

[9]王焱,李锐.围产期抑郁症与相关激素水平含量的分析[J].新疆医学,2019,49(3):289-291.

[10]张雪丽,陈静,杨凤姣,等.围产期不同时期性激素及炎性因子水平变化对抑郁状态的影响[J].东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20,39(5):590-596.

[11]刘米赛.产后抑郁症与甲状腺功能的关系[J].中国妇幼保健,2017,32(18):4370-4372.

[12]苏虹,孙洪丽,张静,等.孕产妇血清中ω-3多不饱和脂肪酸与产后抑郁症的相关性[J].昆明医科大学学报,2014,35(4):138-144.

[13]曹原.哺乳期膳食和产后抑郁与母乳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的相关性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22.

[14]柳清梅.血清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D及雌激素水平与产后抑郁的关系[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20,47(6):1169-1170,1174.

[15]杜趁香,孔凡静,闫珺,等.产后抑郁患者血清AA､EPA､DHA､维生素D及激素水平的变化及意义[J].实用预防医学,2019,26(1):81-83.

文章来源:赵传禹,崔宇杰,黄嘉欣,等.围产期抑郁相关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J].中国妇幼卫生杂志,2024,15(03):7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