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了解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对围产期抑郁症的知晓情况、防治态度及培训需求,为进一步加强围产期抑郁症防治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基础数据。方法 于2022年5月采用自制电子问卷,对云南省广南县的产科医护人员和县乡村三级妇幼专干开展普查,共发放问卷854份,探索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策略;对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开展围产期抑郁症知识技能培训预试验,采用自身前后对照设计和McNemar's检验评估培训效果。结果 623名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完成了问卷调查。基层妇幼卫生人员的围产期抑郁症知识高知晓率仅为37.08%,但71.11%的人员持积极态度,认为抑郁症可防可控。仅有43.50%的人员满意当前的心理卫生服务供给现状,有84.43%的人员认为应将抑郁症的筛查和早期干预等心理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畴。有27.45%的人员曾在工作中遇到过抑郁孕产妇,但69.98%的人员从未接受过围产期抑郁症的相关培训,96.31%的人员有参加相关培训的意愿。工作单位级别较高的基层妇幼卫生人员遇见抑郁孕产妇的可能性更大,但他们接受相关培训的机会更少(P<0.05)。既往接受过围产期抑郁症培训的基层妇幼卫生人员没有表现出更好的知识知晓情况(P>0.05),但接受了本次培训的22名基层妇幼卫生人员的围产期抑郁症知识高知晓率由31.82%提高至86.36%。结论 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对围产期抑郁症的认知水平不高,但对围产期抑郁症的防治态度积极,参与培训的意愿强烈。既往的抑郁症相关培训较少且效果不佳,建议优先开展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的围产期抑郁症知识技能培训,针对认知误区和实践难点进行参与式培训,再通过经验下沉、示范引领,为全社会的围产期抑郁症防治营造积极友善的氛围。
围产期抑郁症指女性发生在妊娠期至产后1年内的抑郁症,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活力减退[1],不仅会增加妊娠期并发症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2],而且影响孕产妇本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功能与社会关系[3-4],还影响后代的生长发育、人际交往与认知情感[5-6],甚至会造成严重的自杀或杀婴行为[7-8]。研究[9]显示:中国围产期抑郁症的发生率高达16.3%,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成为一个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2020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10]明确指出:要加大孕产妇抑郁症的筛查评估与干预力度。由于精神卫生资源缺乏且分布不均等现实问题[11-12],围产期抑郁症的早期识别、及时干预或转诊需要依靠与孕产妇接触最密切的产科医护人员和各级妇幼专干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妇幼卫生人员来落实,尤其在农村地区,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对围产期抑郁症的防治认知很大程度上影响当地围产期抑郁症的防治工作水平[13-14]。本研究旨在调查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对围产期抑郁症的认知现状及培训需求,为进一步加强围产期抑郁症防治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基础数据。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22年5月在云南省广南县,选择县人民医院、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产科医护人员,以及县、乡、村三级妇幼专干作为研究对象。调查方案通过昆明医科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KMMU2022MEC013),所有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共计发放问卷854份,调查对象按照要求填写完所有题目视为有效问卷,最终收回有效问卷623份,有效回收率为72.95%,调查对象没有完成问卷的主要原因是未参与孕产妇保健工作。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采用自制电子问卷进行匿名调查,统一指导语说明调查目的、意义及填写方法。调查问卷在参考国内外文献、小组讨论及专家咨询的基础上初步设计,经预调查修订完成。问卷由人口学和工作岗位信息(5个条目)、围产期抑郁症知识知晓(9个条目)、围产期抑郁症防治态度(3个条目)及围产期抑郁症知识技能培训需求(4个条目)4个部分组成,共21个条目。其中,围产期抑郁症知识包括对围产期抑郁症的概念、临床症状、发病风险、危害、影响因素、筛查工具、诊断标准、治疗方法的知晓情况调查,共9个选择题,答对1题得1分,答错不扣分,得6分及以上判定为围产期抑郁症知识高知晓,反之为低知晓。正式调查前,对调查点22名基层妇幼卫生人员进行预调查,结果显示基层妇幼卫生人员能独立填写问卷,平均用时5 min。
1.2.2 培训干预
对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开展1.5 h的围产期抑郁症知识技能培训,包括围产期抑郁症相关知识的讲授和多种症状评估量表的实操。采用自身前后对照设计,在培训前后以相同问卷作为测量工具评估培训的干预效果。
1.3 统计学分析
调查数据采用构成比表示,应用χ2检验分析不同人口学特征和工作岗位状态下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围产期抑郁症知识知晓、防治态度及培训需求的差异;采用Spearman偏相关分析,控制混杂因素后,分别测量调查对象的围产期抑郁症知识知晓、人口学特征、工作岗位状态或防治态度与她们的培训需求之间的相关性;对干预评估数据采用McNemar's检验比较培训前后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围产期抑郁症知识知晓的变化,以探索围产期抑郁症培训的改进策略。所有统计分析在Stata15.1软件中完成,检验水准α=0.05。统计分析中涉及的变量赋值如下:围产期抑郁症知识知晓(简称“知晓”,0=低知晓,得分<6分;1=高知晓,得分≥6分)、基层妇幼卫生人员性别(简称“性别”,0=男;1=女)、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年龄(简称“年龄”,0=<30岁;1=30~50岁;2=>50岁)、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学历(简称“学历”,0=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职高/技校;3=大专;4=本科及以上)、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工作单位级别(简称“单位级别”,0=村级;1=乡级;2=县级)、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工作岗位(简称“工作岗位”,0=妇幼专干;1=产科医护人员)、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工作年限(简称“工作年限”,0=<5年;1=5~10年;2=>10年)、认为抑郁症可预防、可控制、可治愈(简称“抑郁症可防可控”,0=否;1=是)、对当前心理卫生服务现状满意(简称“满意服务现状”,0=否;1=无感;2=是)、认为应将抑郁症的筛查和早期干预等心理服务费用纳入医疗保险报销(简称“心理服务纳入医保”,0=否;1=无感;2=是)、曾在工作中遇到过表现出抑郁情绪或被诊断患抑郁症的孕产妇(简称“遇到过抑郁孕产妇”,0=否;1=是)、曾向表现出抑郁情绪或被诊断患抑郁症的孕产妇提供帮助(简称“帮助过抑郁孕产妇”,0=否;1=是)、曾接受过围产期抑郁症的相关培训(简称“曾经接受培训”,0=否;1=是)、愿意参加围产期抑郁症的知识技能培训(简称“愿意参加培训”,0=否;1=是)。
2、结果
2.1 人口学信息
在623名基层妇幼卫生人员中,女性479名(76.89%),男性144名(23.11%);平均年龄(33.76±0.39)岁,平均工作年限(7.76±0.33)年;学历以高中/中专/职高/技校(44.30%)和大专(33.71%)为主,本科学历仅90名(14.45%);接受调查的妇幼专干和产科医护人员分别占82.62%和17.38%,工作单位分别为村卫生室(68.20%)、乡镇卫生院(26.72%)及县级医院(5.08%)。
2.2 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围产期抑郁症知识知晓、防治态度及培训需求
见表1。
表1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围产期抑郁症知识知晓、防治态度及培训需求[例(%)]
2.2.1 围产期抑郁症知识知晓情况
基层妇幼卫生人员的围产期抑郁症知识高知晓率仅有37.08%。其中,男性的高知晓率低于女性(27.08%vs. 40.08%),30~50岁及>50岁者低于30岁以下者(31.80%vs. 25.00%vs. 46.03%),高中/中专/职高/技校学历者低于大专和本科学历者(27.90%vs. 42.86%vs. 58.89%);与县级医院人员相比,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人员的高知晓率较低(58.06%vs. 45.40%vs. 32.45%);与产科医护人员相比,妇幼专干的高知晓率较低(54.72%vs. 33.53%);不同工作年限的被调查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993,P>0.05)。超过80%的被调查者对围产期抑郁症的临床症状、发病风险及危害的知晓率较高,超过35%的被调查者对围产期抑郁症的概念、影响因素、筛查工具、诊断标准及治疗方法的知晓率较低。
2.2.2 围产期抑郁症防治态度
大部分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对围产期抑郁症的防治持积极态度,有71.11%的人员认为抑郁症可预防、可控制、可治愈。仅有43.50%(271名)的人员对当前心理卫生服务现状表示满意,费用昂贵、候诊时间长、诊疗时间短、就诊距离远、效果不佳、服务方式单一是她们对当前心理卫生服务现状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有84.43%(526名)的人员认为应该将抑郁症筛查和早期干预等心理服务费用纳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与妇幼专干相比,产科医护人员认为抑郁症可防可控的比例更高(69.44%vs. 80.19%,χ2=4.942,P<0.05),但不满意当前心理卫生服务现状的比例也更高(34.72%vs. 49.06%,χ2=9.326,P<0.05),对将抑郁症筛查和早期干预等费用纳入医保的诉求更强烈(82.74%vs. 94.34%,χ2=9.226,P<0.05)。女性(185名,38.62%,χ2=11.791,P<0.05)、本科学历(49名,54.44%,χ2=42.506,P<0.05)及县级医院人员(18名,58.06%,χ2=15.097,P<0.05)对当前心理卫生服务现状不满意的比例更高。
2.2.3 围产期抑郁症培训需求
有27.45%(171名)的基层妇幼卫生人员表示曾在工作中遇到过表现出抑郁情绪或被诊断患抑郁症的孕产妇,这其中有95.32%(163名)的人员曾为以上孕产妇提供语言开导、联系家属或转诊等帮助。县级医院人员在工作中遇见抑郁孕产妇的可能性大于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人员(64.52%vs. 24.54%vs. 25.72%,χ2=22.740,P<0.05)。有69.98%(436名)的基层妇幼卫生人员表示从未接受过围产期抑郁症的筛查和干预培训,有96.31%(600名)的基层妇幼卫生人员表示愿意参加相关培训。在接受过相关培训的人员中,女性(125名,26.10%,χ2=15.160,P<0.05)、30岁以下(59名,23.41%,χ2=9.368,P<0.05)、本科及以上学历(14名,15.56%,χ2=14.562,P<0.05)、乡级和县级工作单位(22名,13.50%;6名,19.35%,χ2=33.253,P<0.05)、产科医护岗位(17名,16.04%,χ2=11.910,P<0.05)、工作年限<5年和5~10年(76名,26.03%;55名,28.06%,χ2=11.016,P<0.05)的基层妇幼卫生人员比例明显较低。
2.3 围产期抑郁症培训策略分析
调整相关混杂因素后,Spearman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围产期抑郁症知识知晓更多的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参与围产期抑郁症的知识技能培训的意愿更强(r=0.099,P<0.05)。与村级妇幼卫生人员相比,县级和乡级妇幼卫生人员遇见抑郁孕产妇的比例更大(r=0.100,P<0.05),但他们既往获得围产期抑郁症相关培训的机会更少(r=-0.129,P<0.05)。然而,曾经接受过相关培训的人员的围产期抑郁症知识知晓(r=-0.029,P>0.05)和防治态度(r=-0.046,P>0.05)与从未接受过培训的人员没有差别,同时也没有表现出再次参与知识技能培训的意愿(r=0.018,P>0.05),但他们对现有心理卫生服务的满意度较高(r=0.117,P<0.05)。见表2。
表2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围产期抑郁症知识知晓、人口学特征、工作岗位状态、防治态度与培训需求的Spearman偏相关分析(r值a,610例)
2.4 围产期抑郁症培训干预效果
培训前对22名基层妇幼卫生人员的围产期抑郁症知识知晓进行了电子问卷评估,结果显示高知晓率仅为31.82%。经过1.5 h的培训干预后,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对围产期抑郁症的临床症状、影响因素、筛查工具及诊断标准的正确应答率均有所提高,高知晓率增高至86.36%,培训前后知识知晓情况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McNemar'sχ2=5.143,P<0.05)。
3、讨论
3.1 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对围产期抑郁症的认知不足
本研究结果显示:基层妇幼卫生人员的围产期抑郁症知识知晓水平不高,男性、高年龄、低学历、乡村卫生人员、妇幼专干人群中知识知晓率更低,与姚瑶等[15]、李密密等[16]调查结果相似。同时,基层妇幼卫生人员的围产期抑郁症知识存在薄弱点。除临床症状、发病风险及危害3个问题外,其他相关问题的知晓情况较差,尤其是筛查工具、诊断标准的知晓率甚至不足20%。对此,有必要全面加强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围产期抑郁症知识的专业培训,以提升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围产期抑郁症的整体认知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其围产期抑郁症的识别能力。
3.2 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对围产期抑郁症的防治现状表示担忧
基层妇幼卫生人员与孕产妇人群接触密切,对围产期抑郁症给孕产妇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与沉重负担有着更深的体会与感悟。本研究中,虽有70%的基层妇幼卫生人员认为抑郁症可防可控,但也有超过一半的人员对当前心理卫生服务现状表示不满意,其中接近85%的人员认为应该将抑郁症筛查和早期干预等心理服务费用纳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以减少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我国精神卫生资源总量短缺和分布不均衡的现状[12]以及尚未建立的社区精神卫生综合管理体系[17]给基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抑郁症防治带来挑战;基层妇幼卫生人员的低认同感也会给围产期抑郁症防治工作的开展带来影响[18-19]。
3.3 对基层妇幼卫生人员的围产期抑郁症知识技能培训不足
本研究中,接近30%的基层妇幼卫生人员曾在工作中遇到过表现出抑郁情绪或被诊断患抑郁症的孕产妇,但超过70%的人员从未接受过抑郁症的知识技能培训,而既往开展的培训也没能有效提升基层妇幼卫生人员的抑郁症防治能力,以上结果均提示对基层妇幼卫生人员的围产期抑郁症知识技能培训依然不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2020年9月发布的《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10]中将孕产妇列为重点人群,提出将抑郁症的科普宣教以及围产期抑郁症筛查和追踪纳入常规孕检和产后访视流程,由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或社工系统开展,这对围产期抑郁症的基层防治能力培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研究对基层围产期抑郁症知识技能的培训策略进行了探索,提出以下建议:①优先开展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的培训,在提高该人群对抑郁症孕产妇识别和转诊能力的同时,提升该人群对基层围产期抑郁症防治工作的认同感;②改善培训方式,针对围产期抑郁症的认知误区和实践难点提供参与式培训,例如开展围产期抑郁症的症状评估量表的实操练习,或邀请围产期抑郁症的亲身经历者进行经验分享,同时录制微课视频或开发标准化培训手册,供培训对象反复学习[16];③培养当地的基层培训师资和队伍,充分利用好县级和乡级妇幼卫生人员的工作经验,通过经验下沉、示范引领,将相对晦涩的医学知识变得生动形象,帮助广大的村级妇幼专干更好地参与围产期抑郁症的防治工作;④继续加大宣教力度,为基层围产期抑郁症防治营造“人人参与”的积极友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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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2264020); 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项目(CMB#19-338); 云南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202001AY070001-132);
文章来源:邓春燕,罗书艳,严斌,等.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对围产期抑郁症的认知现状及培训需求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24,39(15):2893-2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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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生期心理健康是目前全球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围生期抑郁指从妊娠开始至产后4周时间内发生的抑郁症,对产妇本身和新生儿的身心健康均可产生严重危害,长期持续存在将增加产妇产后发生慢性精神心理疾病的风险。由于医疗卫生资源、文化教育背景及经济状况等不同,围生期抑郁患病率和危险因素呈现明显地域差别。
2024-09-12抑郁情绪是机体因抑郁而表现出来的异常感觉和状态,是抑郁症的亚临床状态。抑郁症作为一种典型的抑郁障碍性疾病,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精力不足、悲伤、失眠为主要临床特征。临床上常见抑郁症病人的负性情绪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甚至悲观厌世、企图自杀,严重者会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为病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2024-09-10随着临床研究的持续深入,发现常规疗法的效果较局限,而心理疏导疗法的效果更好,可有效稳定患者情绪,使其以积极客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同时改善其应对方式,最终促进抑郁情绪缓解,显著提升生活质量[2]。本文主要探讨心理疏导疗法对老年抑郁症的影响。
2024-08-26围产期抑郁症是指妊娠期间或产后12个月内出现的抑郁发作[1],是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调查显示,全球围产期抑郁症的患病率为17.7%,中低收入国家的患病率为20.0%[2]。该疾病不仅危害母亲和子女健康,甚至可能导致自杀和杀婴事件发生,对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无法磨灭的情感伤害[3-5]。
2024-08-23产后抑郁症是临床产妇常见的情绪障碍,多表现为情绪低落、运动抑制、睡眠障碍等[1]。《孕产妇心理健康管理专家共识(2019年)》[2]将产后抑郁作为孕产妇心理健康管理的重点内容,强调要加强对产后抑郁风险的评估与预防。蔡慧筠等[3]的调查显示,产后4~6周抑郁发生率高达25.53%,且症状可持续数月。
2024-08-23相关数据研究显示[1],我国抑郁症发生率已经接近2%,并且发生率不断提升,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属于抑郁症的重要人群,对于青少年的健康生长造成较大的影响,在受到内因和外因的影响后,出现心理问题。抑郁症现阶段被纳入精神疾病范畴,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情绪存在异常,如情况严重则伴随着行为异常。
2024-08-16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 PSD)是脑卒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脑卒中后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如兴趣缺少,郁郁寡欢,情绪不稳,烦躁易怒,失眠甚至自杀等。PSD以西药、中成药、中药复方等治疗为主,也常用针灸、经颅磁刺激等外治法。常用西药有盐酸舍曲林片、氟西汀片、西酞普兰片等,常用中成药有舒肝颗粒、解郁丸、乌灵胶囊等。
2024-08-14孕产期抑郁指妇女妊娠阶段和产后4个月内的严重或轻微的抑郁发作,是最常见的孕期并发症[1]。孕期和产后妇女生理上的变化会导致这一时期抑郁发生率在该人群中迅速上升[2]。世界范围内孕产妇抑郁的患病率约为7%~20%,在中低收入国家可能更高[3],大约40%的妇女在产后会有第一次抑郁症发作,大约33%发生在孕期[4]。
2024-08-07抑郁症状是指个体出现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注意力不集中以及快感缺失等一系列症状,是心理健康的有效衡量指标之一[1]。抑郁症状是抑郁症的早期表现,如不及时治疗,可能对患者日常生活、工作以及社交活动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导致自杀。全球约有3.8%的人患有抑郁症,且每年有超过70万人因抑郁症自杀[2],情况较为严峻。
2024-08-06围产期抑郁症指女性发生在妊娠期至产后1年内的抑郁症,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活力减退[1],不仅会增加妊娠期并发症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2],而且影响孕产妇本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功能与社会关系[3-4],还影响后代的生长发育、人际交往与认知情感[5-6],甚至会造成严重的自杀或杀婴行为[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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